這是一篇很不想寫卻又必須寫的文章，不想寫是因為還有依依不捨之感，而且事出突然，思緒萬端，很難寫得氣平情正；不得不寫是因為這是正式追念並向她表達親愛之意的機會。

　　綺娜在大學部低我一班，但碩士班卻成了同窗，因為男生要當一年預備軍官的兵役，退役後一起上課，當時是1970年，首批留美的歷史系學生開始學成返國任教或擔任客座，我們在研究所一年級時，返國任教的已有許倬雲，陶晉生等老師，客座的則有郝延平教授；同班的同學則有邢義田，段昌國，張永堂，林維紅等人，當時上課印象最深的兩門課，一是陶老師的「研究實習」，他常常邀請不同科系的海歸派來講課，例如楊國樞等；另一門是郝老師的「近代化與中國近代史」專題，完全是美國研究所的要求，從問題意識，到文章取名，以及topical sentence等等的洋八股都嚴格訓練，每週交報告，因此開始熬夜，也知道那種維他命可以支撐，頗有收穫。

　　綺娜雖與我同班，但私下互動不多，只知道她是國劇社社長，個子嬌小卻是唱老生。上課也很認真，工作腳踏實地。她當時對清初歷史有興趣，學了滿文，剛畢業時，先到故宮做了幾年事，還寫過一些滿清初的的歷史論文，後來聽說中央研究院成立美國研究所，她就被延攬過去，從此改讀美國史。她前往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Chapel Hill攻讀博士。 　　我則是在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由於背景相同，在美加讀書，學制類似，要先在校修學分，再考學科考，之後才寫論文，我們準備的東西都有重疊之處，時有聯絡，當時在海外讀到加州柏克萊大學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書中，有引用綺娜教授早年研究清史時的論文，我還特別告訴她，她又驚又喜。後來她拿到博士學位，回到中研院繼續工作，她在的美國研究所後來改名為歐美研究所。 她所選的專題是台美及美國與東南亞的關係，我們偶而會在中研院召開的會議中碰面，聊聊學術界發生的大小事以及同學的近況。

　　十來年前，我們系內因為需要一位教美國史的老師，因此將趙教授從中央研究院挖角過來，這樣我們開始往來比較頻繁。來到系上後，我請她來我班上講講她拿手的美國史，她一貫低調，總是婉拒，只有一次來過我在臺大很受歡迎的一門全校性通識課程「歷史的轉捩點」，協助講授影響極大的公元1776年的美國革命。她的講授果然不凡，顛覆了我們許多視為當然的看法，從另類角度來看這件事，師生都很有收穫。她曾告訴我，她的許多美國史知識是到許多當今美國歷史人物的檔案室去閱讀泛黃難以辨識的手稿（manuscripts）而累積來的，過程十分艱辛。在學術交談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問她美國黑人史學的情形，她的回答大出我意料之外，而且很有啟發性。她說美國有好幾位深受敬重而且研究得很好的黑人史學家，而黑人史學的興起，竟然與種族歧視有關。原來上世紀黑白關係仍很緊張的年代，有些黑人想研讀歷史，要到檔案館去查原手史料，理論上，大家都可去申請查閱，這時有黑人學者想使用，向管理檔案的白人員工請求帶領他前去庫中查閱，結果白人員工不願執行此項服務，但又不能拒絕，只好把檔案庫的鑰匙交給黑人學者自行處理，沒想到因禍得福，黑人學者得以在檔案中自由自在地找到許多珍貴史料，成就了後來的著作及名聲。

　　綺娜教授做研究極為認真，常去各地查找1950年代台美關係的史料，我有時在外交部的檔案室遇見她，有時則在文學院廻廊的轉角處，看到嬌小的她揹著裝載不少資料的包包，佇足與我大談她的研究心得及最新的發現。眉宇間神采昂揚，令人羡慕。此外，她也加入我們系內所設的「文化交流史」平台，集合幾位有同好的教授，進行專題性的探討及活動。

　　除了研究，教學她也非常專注，對於學生更是關切備至，在此民主開放，資訊橫流，權利意識高漲的時代，有時不免有些與學生互動的問題，剛好她與我有不少的共同遭遇，因此也常常交換信息，分享經驗，提供解決之道。有很多次我們都有一致的共識，許多情況都圓滿收場，這是非常愉快的回憶。她對學生十分熱情關愛，指導論文鉅細靡遺。去年有位畢業的學生返校與學弟妺座談，提到在台大很懷念趙教授的教導，親切地稱她為「娜姐」，我一聽，此名甚佳，從此見她稱娜姐而不名。這次遽然而去，聽說和她比較親近的學生哭得好傷心，這完全不意外。

　　以前晚間學校操場運動回來，經過她的研究室時，如果見到燈亮，就會打個電話跟她聊聊；由校返家時，也偶而會遇到暢談。現在都成了追憶！

　　多麼希望，綺娜教授的離去，只是一場夢！多麼希望，在走出文學院側門時，再度見到，在廻廊的轉角處，娜姐揹著包包施施然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