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悼念文寫成於得知趙老師去世消息之後幾天，原是寫給大學時代的同班同學看的，所以文中直接稱呼趙老師的名字。文中的孫先生是我們當年同班一位年長的同學孫劍鋒，今年雖已高齡九十二歲，卻仍精神奕奕。

　　週二（一〇二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大約三點左右，我從研究室出來，剛好系裡的黃助教從門外走過，見到我，告訴我趙綺娜的噩耗，一時之間，感到無法接受。她不只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同班同學、近十年來的同事，也是我的大兒子俊平在臺大歷史系從入學到畢業四年間的導師。此外，兩人同樣祖籍廣東新會，父親又都是廣州中山大學的校友。傍晚下課回家，一進門我就把這個令人難過的消息告訴內人。俊平畢業時，內人在學生自辦的撥穗典禮上見過趙綺娜，也通過幾次電話聊天。她聽到這個消息，同樣感到難以置信，當晚就打電話給正在上海求學的俊平，告知趙老師不幸去世。週四（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到學校，遇到甘主任，他講見到趙綺娜過世後的容貌很安詳，心裡又放寬了一些。人終究都會過去，而她應該是在睡眠中，由於原所不知或雖知卻疏於防範的病況突發而過去，沒有經歷長期的病痛折磨。

　　我想起這幾年來，趙綺娜對我和內人患病的關心。民國九十八年九月底，開學大約才兩週，在我為了要動手術治療攝護腺癌而入院的前一天，五點二十分下課之後原本就要回家，卻由於一個學生到研究室來談話而延遲。當我離開研究室時，已經將近六點，文學院面對椰林大道的幾扇門都已經關閉。走到側邊的小門，正好碰到趙綺娜走進來，要丟飯菜已吃完的便當紙盒。她問我最近一次的系務會議為何沒有來參加，我告訴她在暑假中檢查出患攝護腺癌，第二天就要入院，準備動手術，她說會把我的情況告訴同班同學。當出院後身體已經恢復到可以看電子郵件時，打開信箱，果然看到一些同學們寄來的問候信，這些信增強了我對復原的信心。從這些信我也得知，她是先告知雷戊白，再由雷戊白轉告大家。在這之前，出院後大約一個多禮拜，我仍然掛著導尿管，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休息，趙綺娜已打電話來問我的情況。等休養了兩個月，在準備回到學校上課之前，我寫了一封信向大家報告近況。她看過後回信說，我那篇〈我的近況〉寫了有五千字，健康應該是恢復得不錯了。

　　在我開刀割治攝護腺癌之後一年多一些，內人發現罹患乳癌，雖然只在第一期，也經歷了一個較長而辛苦的治療過程。趙綺娜每次碰到我，都會問我內人目前的情形。有一次我和她談到內人自己先發現有異狀，趕快去檢查，她說也不知道自己怎樣做才能發現異狀，顯然也有一點擔心。兩個月前同學們到孫先生家，出來後她和蔡其南、林維紅、盧媛媛、黃美華要去吃午飯，我要先回家，離開時她仍然要我幫她向內人問候。回到家裡，我代為轉達，內人說要找時間和她通電話，拖著沒有做，而她已經過去。沒想到探訪孫先生的這回，已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聽到她的聲音。

　　俊平在學時，也得到趙綺娜對他的特別關照。臺大歷史系的大學部學生學術刊物《史繹》，在我們讀書的當年就已經存在，這一份原本每年出刊的刊物，到後來出得斷斷續續。俊平唸三年級時，趙綺娜向系裡建議，將這份刊物的編輯出版列入學生「服務三」的課程中。趙綺娜是俊平的導師，也承擔他們這一班的「服務三」課程，指導《史繹》的編輯。她要俊平負責《史繹》第三十五期的主編工作，給了他一個磨練和學習的機會。他可能在編輯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從三年級開始做，拖到四年級畢業後的暑假才出刊，不過這已是在停刊三年之後又再出版了。編印的過程雖然不盡如人意，事後趙綺娜仍然對我稱讚他，說俊平寫的那篇〈編輯手記〉文筆很好，不是一般大學生所能寫。

　　趙綺娜在臺大唸碩士班時原本研究清史，畢業後到故宮工作，又在東吳大學兼課，由於張忠棟老師的賞識，轉到中央研究院剛成立不久的美國文化研究所（後來改名為歐美文化研究所）任職，以後進一步出國攻讀美國史，以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論文取得博士學位。我聽張老師講過何以他會賞識趙綺娜。我們四年級時，趙綺娜選修了張老師講授的「美國外交史」課，這門課的作業是交一份美國外交史的書單。別人交的都很簡略，而趙綺娜的那一份，據張老師說，幾乎是把當時臺大圖書館所收藏的相關書籍都找遍了，給他深刻的印象。除了張老師之外，我也聽孫同勛老師講過他對趙綺娜美國史學養的肯定。張老師和孫老師除了在臺大歷史系講授美國史方面的課程外，也都參與了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的創立。

　　雖然趙綺娜正式刊行的學術論文不算很多，但是我知道她對研究一直深感興趣，也很認真地在做，廣泛搜集了不少資料，只是沒有都寫成論文，也有些雖已成文卻只在學術會議上宣讀，沒有投稿刊出。大約在民國八十年代，這時趙綺娜已取得博士學位，繼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她的研究除美國對華政策之外，也擴大到其他問題，一度研究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她到僑委會收藏圖書檔案的處所找資料，卻發現民國四十年代的一些出版品已經不在。她知道家父在那段時間曾經在僑委會服務，參與編纂叢書的工作，打電話問我家裡有沒有一些僑委會出版的書刊。我向家父稟報之後，寄了一些書給她，她說會轉贈給所裡的圖書館。書單我還保存著，共有十六種。民國九十七年的九月到十二月間，我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一個學期，俊平也跟著我和內人一起去。在將要結束訪問時，趙綺娜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俊平，要他幫忙到圖書館影印香港總督葛量洪的傳記。俊平無法進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把信交給我，我到圖書館把趙綺娜要的資料印出，帶回臺大給她。搜集史料這項歷史研究最基本的工作，她顯然從來沒有停止過。

　　雖然同在一個系教書，但是碰面的機會其實不多。系裡有講論會，由所有的教師輪流講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切磋。我自從割治攝護腺癌之後，為了能夠多休息，這幾年很少去參加。上學期有兩次講論會，兩位主講的年輕同事所講的都是宋史的題目。我自己研究的也是這一個段落，於是去聽講。趙綺娜這兩次也都來了，雖然講題和她所研究的美國史相距甚遠，仍然專心在聆聽。年輕的同事講完，又要再從資深的教師輪起，這學期的第二次講論會將要輪到我講。我知道屆時在會場中已無法見到趙綺娜，將來只有在照片中才能看見她的身影。

　　宋儒張載在他的名作〈西銘〉中，最後有這樣兩句話：「存，吾順事；歿，吾寧也。」趙綺娜生前已經盡心貢獻了一己之力，她是安寧地離開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