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孔師是我讀碩士的指導教授，但從民國五十五年我們大二時，他即教授「中國近代史」，是必修課，古偉瀛、邢義田、張永堂、陳葆真、陳秋坤這些史學名師與我是同班同學，早已在其門下。胡平生比我們高一班，他最得其真傳，不過最獲喜愛的是劉元珠學姊。五十八年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首次分為一般史組與近代史組，第八研究室便是近代史組的大本營。其實，並沒有室長這個法定名號，但因守孔師是這個近代史專用研究室的精神導師，對我們這眾多弟子，不便一一面命，劉元珠家住臺北，有電話可通（當時是臺灣電訊瓶頸期，私用電話就是有錢也訂不到線路門號的，何況我們大都借宿台北），常由其傳達號令，寖假而成室長，因其溫和中另有威嚴，背後我們便暱稱她為「太后」。

　　但更能顯出近代史組這種寬猛相濟、其樂融融氛圍的，是守孔師特有的寬厚又帶著憨直的氣質。他是河南人，北方人面色較為黎黑，他的好友同儕便以此特色稱呼他，我們雖法其遺意，卻不敢逾越，便加一「公」字，有時在研究室裏，研讀之餘大家不免笑談一番，守孔師自然便成為中心，大家「黑公」來、「黑公」去的。一次他大駕突然光臨，在門外佇足幾分鐘後，方推門進來，嘿嘿幾聲，露出他慣有的憨厚笑容。從他的臉色當然看不出他是否聽到了，大家靜默僵立，他卻說「莫有關係、莫有關係」（河南口音把「沒」發為「莫」），隨手翻翻我們編寫的民國史事紀要，又笑笑說「很好，很好」，沒有任何不悅之色。

　　我們這些同學中，我嗓門較大，他如聽到，我定是首要分子。然而世事如此多遷變，輾轉十多年後，我到普林斯頓歷史系就讀博士，指導教授是研究俄國史與現代化的Prof. C.E. Black，又是另一個「黑公」。兩位黑公都對我慈愛有加。一九八九年八月六四事件後，我受命去美國進行國際宣傳，在威斯康辛正要座談之際，一位政治系教授告訴我，在 The New York Times 看到美國黑公教授逝世的消息。乍聞此事，在普大與他相處的點點滴滴不禁衝上心頭，正式座談前便請求與會者容我先說了一段懷念的話。事後有人告訴我，那段話比講六四更令人動容。

　　這是真情流露，才能感動周遭的人，即便是陌生人。現在聽到這位相遇更久的黑公師傅也走了，從十八十九時少年輕狂，至二十初幾拔劍四顧心茫然，守孔師時而殷殷垂詢，時而肅容指正，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眼前。他不是負氣傲人的學者，走起路來，微現一命而僂之概，更見其虛懷其身，休休有容。他見人都先露齒而笑，令人感受到中原之士憨厚穩重的本質。他上課，事件文物瞭然於心，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偶爾於歷史逗點時，略仿司馬光曰之評論，便用河南口音重重加上一句。如他講武昌起義時，熊秉坤放的第一槍，揭開了民國的序幕，如果沒這一槍，他的名言評論：「那還了得！」這四字真言妙用無窮。古偉瀛說我們在他面前都現寶學過，他嘿嘿笑說：「不像！不像！」怎麼會像呢？如果真的像，那還了得！

　　他先前住在溫州街的教員宿舍，門對著街，房接著門，都在幾尺之間。那時胡平生與我住同條街的男生宿舍，門前有位大陸來的老鄉開的餐館，早上賣燒餅油條、饅頭煎蛋。男生宿舍位居要津，出得門來左邊迎頭便是杜維運師的住處，下頭一點即是守孔師所居，杜公較年輕又晚婚，孩子還小，守孔師家人較多。常常早上到這小館買早餐，看到守孔師穿著條紋睡褲，微弓著身，拎著好幾包，油條燒餅饅頭煎蛋，無一不全；有時微微下著雨，沒手再撐傘了，便快步走回。我們望著他的背影，以為他趕不上第一堂課，便想偷個空，沒想到進教室時，他已經講到孫大總統就任，民國成立了。

　　守孔師後來遷到林森南路，即現在漢聲電台後面的宿舍，有庭院，花木扶疏，他在後院加蓋一間書房。我們有一、兩次在元珠太后帶領下，從第八研究室移師他的「行營」。師母的手藝，尤其是麵食，令人垂涎而不想多言，方知他當時買什麼溫州小館的饅頭煎蛋，完全是因為舊家屋小如舟，師母無法施展，為了趕上課，不得已而為之。

　　現在古偉瀛、胡平生與我都住在溫州街改建的樓房裏，遙想當年守孔師居陋室的侷促，後生小子有靈應憐君，他們生於憂患，方能成大器，而開啟歷史系的一代風氣。現在我們也將告退江湖了，但望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各領風騷，才是了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