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心授業，四十年諄諄人師，光照杏壇；
　　努力傳薪，兩千名莘莘弟子，澤被史林。

　　我極少寫聯語，亦不擅此道。接到李老師3月3日在美國辭世的消息，戚戚難寧，稍後思得此聯，謹聊表追念老師之忱，兼以抒懷。聯語中的「兩千名莘莘弟子」，是我約略估算他在臺大歷史系所教過的學生人數，並未包括在外系及外校所教過者

　　 老師是河南臨汝人，1947年畢業於國立河南大學文史系歷史組，畢業之後考取赴海外從事僑教工作，尚未成行，適有一至臺大歷史系任助教機會，乃放棄僑教，前來臺灣（1948年2月到職），未曾受到國共內戰波及之苦痛（前幾年我翻閱1948年的《申報》時，發現一小則報導，稱共軍攻陷開封後，國立河南大學姚從吾校長在混亂中失蹤）。與老師一同任助教的，有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的傅樂成先生，及具有日本東北大學修士學位的徐先堯先生。此後十五、六年間，由於老師撰述甚勤，以是順利由助教而講師、副教授，升至教授。五、六十年代的臺大歷史系，名師不少，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名師，原為吳相湘教授，1964年，吳教授因故離開臺大後，老師乃支撐起臺大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學研究的重責大任二十餘年之久。

　　 猶憶初識老師，是在1965年9月，我大學二年級伊始，上他開授的「中國近代史」必修課（一學年，共6學分），上課的所在，似為文學院的第18教室。那時的他，甫四十出頭，中等身材，體態健壯，膚色微黑，短短的平頭髪式，更顯得精神奕奕。我原就對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有興趣，初上老師的課，就被他內容豐富、敘事生動的教學深深吸引。老師聲如洪鐘，濃濃的鄉音，卻清晰易懂。他記憶力過人，雖已撰就出版了厚厚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但授課時從不攜帶，講台上空無一物，而娓娓道來，史事俱在，甚至連何年何月幾時幾分發生，都能倒背如流，且所述史事非全同其教科書。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每講述及歷史人物被殺時，即加速並加重語氣曰「殺之」，同時，伸出右掌，用力斜劈而下，從朱一貴、肅順、石達開、李秀成，到譚嗣同、唐才常、彭楚藩等，一學年下來，「殺人」不少。惟講述及洪秀全之仰葯自盡，良弼之被炸傷死，吳祿貞之遭槍擊致命等時，他那慣用的「掌刀」即無從施展，是否另有手式？已無印象了。

　　大三時，我又選修了他的「中國現代史」課（一學年6學分），感覺一如上「中國近代史」，每次都是「高高興興地來，心滿意足地回去」。他的課，不僅有期末考試，學年結束前尚需繳交研究報告一篇。記得我「中國近代史」研究報告寫的是「烏蘭泰與太平軍戰役」，撰寫期間還曾去中央研究院查閱資料。李師的期末考試題，一般都是四大題，前三者為問答題，第四題為10個名詞解釋，可謂宏觀性與微觀性兼顧。記得名詞解釋中有「適可齋記言記行」（係李鴻章幕僚馬建忠所著書）、「民國雜誌」（中華革命黨在日本東京創辦的宣傳刊物）者，考倒絕大多數同學（上李師課的學生人數，一般都在60以上），答對前者的據稱只有蕭璠等兩三人而已。

　　老師授課時，於每一單元之始，都會先介述相關論著史料及研究情形。研究太平天國史有成的學者，如謝興堯（老長毛）、羅爾綱、簡又文、蕭一山、郭廷以等先生的大名及略歷，都是在他課堂上首度聞知。此外，他在講述及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時，特別以「王龍」、「段虎」、「馮狗」稱之，令我歷久不忘。他如講述洪憲帝制始末時舉示的「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及諷刺1919年南北和議兩主要人物徐世昌、岑春煊的「北有東海，南有西林，且看這兩個東西，如何調和南北」等流傳的對聯，都意趣橫生。其後我進入碩、博士班就讀時，還上過他開授的兩三門專題研究的課，至今只記得其中有「段祺瑞」、「張謇與沈壽」之單元名目。

　　老師不僅書教得好，備受學生愛戴，而研究撰述方面，亦卓著成就。他所指導的大弟子之一的林能士教授，曾撰有〈李守孔〉一文，刊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出版的《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之「學人簡介」專欄內，文末附有他的著作目錄，甚為齊全詳備；近日，經過增訂，更臻完善。細究此增訂之目錄及內涵，可約知老師四十年間研究撰述的特色：其一、是數量極鉅：計撰有專書16本，期刊論文63篇，論文集之論文或專書之篇章28篇，會議論文5篇，報紙文章11篇。總字數粗估約300餘萬。試想，老師從事撰述的時代，電腦並未之見，他的論著（稿）均親筆書寫為之，或自刻鋼板印刷之，300餘萬字的撰述，均需親自書寫，何其耗時費力！上週我在臺大圖書館找到並借出兩本五十年前他自刻鋼板印刷裝訂成冊未出版的論文，一為〈自立軍勤王之研究〉（223頁，脫稿於1962年6月，稍後發表時，易名為〈唐才常與自立軍〉，是他幾篇代表作之一）；一為〈甲午戰後三國干涉還遼之因果〉（154頁，脫稿於1964年6月，稍後發表時，易名為〈三國干涉還遼之交涉〉。他的鋼板字既工整大方，而又漂亮秀美，比印刷廠的鉛字排印體，要賞心悅目得多。

　　其二、是偏重教科書及單篇論文的撰寫：老師出版的16本專書中，教科書就佔了11本，書名多同，內容近似，詳略則相差甚大。其中的《國民革命史》，為超大開本，篇幅最鉅，將近百萬字。其他專書僅《李鴻章傳》及《民初之國會》為學術性著作，此二書的部分內容，已於出版前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單篇論文方為他學術研究成果的精華所在，其篇數之多，著實驚人，並且大部分論文均足具份量、品質亦佳，其中的〈唐才常與自立軍〉、〈清季之立憲運動──兼論梁啟超、張謇之立憲主張〉、〈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民初之國會與黨爭〉、〈民六政潮與南北分裂〉、〈國民政府之國家統一運動（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閩變之研究〉等，尤為我所偏愛者。其三、是從事撰述研究的時日長而緊密持續：老師自1952年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著〈明代白蓮教考略〉起，至1988年退休前兩年為止，長達36年間，撰述極勤（退休後1991年仍撰有一篇研究論文發表），最難能可貴的是除了1966年，每年都有專書出版或論文、文章發表，而且往往還不止一本或一篇，如1964年有一本四篇，1977年有一本五篇，次年有兩本兩篇，1981年有十四篇，1984年有八篇，次年有六篇，撰述之勤，由此可見。其四、是撰述的題旨內涵幾全為政治、軍事史，包括教科書在內，亦皆如此。這當然是與他的研究興趣有關，再者，當時臺灣史界，尤其是五、六○年代，仍係以政治、外交、軍事史的研究為主流，七○年代中期以後，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性別史等的研究次第蔚成風氣，老師早已積久成習，而一仍舊貫。其五、是秉持傳統中國史學的撰述風格：即講求史料的蒐集和考訂，著重史事的忠實陳述，不崇尚解釋析論。老師的遵循傳統，發揚傳統，使他的諸多撰述在這方面對中國近、現代史界貢獻極大。其六、是具有國家民族的意識：老師中學及大學時代曾身歷八年抗戰的苦難和離亂，民族意識、國家觀念，遠較我們這輩及以下的世代強烈，這正是現今我們所欠缺者。因此他在論著中常常流露對國家民族的關懷或感喟。他撰寫的一些教科書以「國民革命史」為主流的述史方式，以及少數論著使用「國父」、「蔣公」等稱呼，也是他從事撰述時代臺灣大多數史家的共識。

　　 教學、研究之外，老師令人欽敬的地方尚多，生活樸實，不煙不酒，個性坦率，待人誠懇，氣度寬宏，涵養頗深等等，不一而足。猶憶與他相處往還，從未見他發過脾氣，或責罵學生，或撩以重話，或沉臉相向。在臺大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時，他是我們「近代史組」的召集人（主任），也是本組研究生的導師。在老師召集我們全體聚會的場合，同學段昌國兄為耍寶逗笑，有時會在他面前仿傚他的河南口音對答說話，我們都忍住不敢笑出聲來，他均置若罔聞，神色如常。某次，老師授完課，我陪送他從文學院步出校門，至羅斯福路上等候公車。適我高中及大學同班同學洪金富兄（時亦在碩士班就讀）路過，向他行禮「搭訕」，並冒失地逕問：「老師！您那麼有錢還搭公車？」老師不以為忤，尷尬一笑以對。幾年後，我在老師家客廳壁上，見掛有鄭板橋「難得糊塗」的橫式裱字，始有所悟。

　　老師日常生活單純而規律，早睡早起，三餐定時，散步，澆花，看看報紙、電視。運動方面，他殊無興趣，我唯一一次看見他置身球場，係1971年的夏天，地點是在臺大舊圖書館後方的室外籃球場。那天，歷史、外文兩系的老師舉行了一場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籃球友誼賽，歷史系隊由系主任陳捷先老師領軍，隊員有客座教授郝延平先生、客座副教授蔡石山先生、講師石錦先生等。外文系隊亦由系主任顏元叔教授領軍，隊員有講師林雄、助教彭鏡禧、李文彬等先生。段昌國兄與我時為碩士班研究生，奉命擔任球賽之裁判，老師與杜維運老師則著西服，手持籃球，站立場邊當啦啦隊，這真是「世紀性」的場景！遺憾的是歷史系隊雖平均技術較佳，奈體力不濟，一路落後，卒以敗績收場。其關鍵在外文系隊的兩位助教年輕力壯，球技亦不錯，我系兩位助教高明士兄及黃俊傑兄惜不擅打球，否則戰局或將改觀。另在我印象中，老師亦不大看電影，據段昌國兄及古偉瀛兄告知，他們在讀大學時期，曾在一次師生聯誼會之類的場合聽過老師清唱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可惜我無此耳福。我曾經試探著與老師談論一些京劇情事，他似未擬多談。1993年5月，大陸的中國京劇院首度來臺演出，地點似在光復南路的國父紀念館，我邀請他齊往觀賞，他欣然應允。記得，那天晚上是梅蘭芳嫡傳弟子杜近芳主演的《白蛇傳》，由「斷橋」、「合缽」至「祭塔」，全長近三小時，他不感疲憊，十分盡興。

　　老師除了在臺大歷史系所專任教課並指導博碩士班撰寫學位論文外，亦曾在外系所及其他學校兼課或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這些由他指導（有小部分係與他人共同指導者）完成論文取得博、碩士學位者超過百人。茲將我所盡力查得的這些人的姓名及畢業學校之所名列舉如下：（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博士班：樂炳南、林能士、陳華、胡平生、張水木、睦銀均、李達嘉、李君山；（2）碩士班：花俊雄、何烈、莊吉發、林能士、彭先進、曾祥鐸、具良根、朱志騫、梁惠錦、劉元珠、班一魯、張勝彥、古偉瀛、林維紅、唐德龍、胡平生、段昌國、高瑞穗、陳秋坤、劉石吉、胡映芬、陳華、林瑞明、陳欽國、謝世芬、馮明珠、李孝悌、張念平、周惠民、徐平國、曾華璧、楊肅献、廖秀真、楊麗祝、方惠芳、藤井志津枝、牛道慧、王汎森、王玥民、沈松僑、周雲錦、李達嘉、杜繼平、許鼎彥、薛化元、韓嘉玲、紀欽生、詹士模、辛太甲、金仁文、金鴻文、張儁、李榮泰、于永廷、李君山。（二）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班：林蘊石、習賢德、許繼峰、任秀姍、江清松、鄭淑蓮、劉公昭、劉明香、陳淵源、張善穎、金英培。（三）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班：西岡強。（四）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1）博士班：楊維真；（2）碩士班：毛知礪。（五）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1）博士班：林籐輝；（2）碩士班：楊承嗣、蕭耀清。（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鄔之元、劉常山、李南海、黃昭沛、林振賢。（七）中國文化大學（學院）史學研究所——碩士班：董志群、李月美、楊緒賢、洪水深、熊秉純、曹中平、謝敏聰、張建隆、楊濬津、謝政憲、陳立文。（八）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韓仁熙。（九）中國文化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班：王聿琥、羅志興、詹文雄、詹德湖、史連聘。（十）中國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班：陳一梅。這份名單中，博士班畢業者11人，碩士班畢業者92人，畢業最早者為臺大歷史所碩士班的花俊雄（1968年畢業），最晚者為臺大歷史所博士班的李君山（2002年畢業）。畢業年份幾全集中在七○、八○年代，是他指導研究生的高峰期。其中有五、六名韓、日籍的外國研究生，如1971年畢業於臺大歷史所碩士班的具良根，日後又取得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曾任韓國誠信大學校長，據云因為李明博助選有功，被派任為韓國駐臺代表（2008-2011），使臺期間每年均派人致贈韓國梨給臺大歷史系。1987年畢業於臺大歷史所博士班的睦銀均，曾任韓國淑明女大系主任、大學院院長，以及韓國中國學會會長。留在國內發展者大多任教於大學或任職於學術研究機構，曾（現）任院士、院長、學院院長、副院長、系所主任者，頗不乏人，以老師似並不鼓勵我們兼司行政事務，於此不擬多所標榜。

　　由於老師及師母待人誠懇寬厚，對學生關護有加，每有學生去林森南路老師家中拜望，他倆都熱情以對，往往在聊天談話結束後，就帶著學生在附近吃個小吃便飯。我們為了回報，遂發起每年固定合請老師、師母之議，老師、師母都是謙謙君子，不欲我們破費，推辭再三，終禁不住我們以此為「羅漢請觀音」，而且同學們亦可藉以聯誼之類的巧言辯語，乃成定制。大概自1980年初期起，至2003年前後，行之鮮有間斷。記得聚宴的地點多在金山南路的「銀翼」、「寧福樓」，或仁愛路的「上海鄉村」，參加聚宴的同學多時二十餘人，至少都在十五、六人之譜。大家盡情歡笑，而且「童言無忌」，此起彼落，熱鬧非凡。經常出席的老師所指導的學生有莊吉發、林能士、朱志騫、梁惠錦、張勝彥、林維紅、古偉瀛、陳華、曾華璧、馮明珠、我，間或出席的有樂炳南、段昌國、周惠民、楊麗祝、李達嘉、曾祥鐸、張水木、謝敏聰、陳立文、徐平國等。老師所教過的學生經常出席的則有劉景輝先生、張哲郎、葉達雄，間或出席的有劉淑芬、許雪姬、吳穎虎、吳力行等。惟自2003年以後，老師、師母長期定居美西，極少回臺北，聚宴遂成絕響。

　　老師身體素來健壯，1989年9月，突因造血機能失調，感到不適。情況是他血中的血紅素已降至指數4以下，導致頭暈目眩，而瀕於危，必須大量輸血，使血紅素上升達安全指數，才能維持生機。記得老師是在臺大醫院進行輸血的，每兩週一次，輸完血後，身體即如常，不需住院，除了輸血，醫生已束手無策。我們聞悉，都焦急難過非常，我趕去探視他時，他神情鎮靜，並未驚惶，反以其臺大歷史系的「中國現代史」必修課為念，囑咐我代授此課，以免貽誤學生。經過幾個月的輸血「治療」，老師雖得以暫且無事，但怎能長此以往？而他因常輸血，產生副作用，臉上及手臂出現許多「腫瘤」，我們目睹，都心往下沉，難過不已。再過了兩三個月，突然得悉難以置信的喜訊，老師情況好轉，不需輸血了。我趕緊去探望老師，見他「腫瘤」全消，容光煥發，真的高興極了。我曾問他如何治好的?他微笑不語，稍後才約略告知，是繳了五萬元學費，跟一位大陸來的師父學氣功有成效所致，真是神奇。老師另一次瀕於危境，是2003年，他和師母甫自美國南部的休士頓（Houston）搬到美西洛杉磯附近的Arcadia市不久，老師在家中急性腸胃炎突發，漸入昏迷，情況緊急萬分。師母冷靜機智，急以金針戳刺老師手指並放血，以使老師清醒，再緊急送醫，經醫生極力搶救並住院觀察治療多日，才逐漸脫離險境，全然康復。個中情形是次年他們返臺一行聚宴時面告我們大家的，我們聽得膽戰心驚，神情肅然。師母曾將全盤經過逐字寫下，影印裝訂成冊，每人分送一冊珍藏，我們聽後讀後，對於師母的冷靜機智、勇敢果決欽佩不已。師母是學文學的（並擅畫國畫，曾舉行過畫展），文筆很好，尤其是在文中所顯現的伉儷情深，以及堅定不移，絕不氣餒地在病榻之側不眠不休地陪伴照顧老師，卒能戰勝病魔，救回老師，令人深深為之動容。

　　我常在想，老師、師母俱是有福份的人，而且是福壽雙全。去年5月，師母辭世，年近九旬，今年，老師以腎衰竭安祥地離去，壽高九一（曾聽老師言，他是1923年出生，來臺之初申領身分證時，承辦人誤作1924年），緊隨師母之後，相距僅10閱月，這不是強求可得的。此外，老師在塵世間各方面的成就（學術研究、子女教育、學生培育，乃至投資置產）亦堪稱非凡。更重要的是一生活得開朗、率真、睿智、無畏、自然、寫意，這誠然是老師、師母的性格特質有以致之的。我不禁反躬自省，老師、師母的諸多優點，我大半俱無，即使想學習，亦未學到或學好，論學術成就，也不過爾爾，唯一學到的似乎只是老師的記憶力（如果後天可以學到），本文幾全憑回憶撰就，或可為證。最後謹以本文永懷老師、師母，並讓史學界的年輕世代知所謂「典型在夙昔」，兼而拋磚引玉，呼籲老師所曾指導的弟子、教過的學生，踴躍為文，懷念老師，大家共同來回憶「那些年，我們一起上的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