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李老師是在大三的時候。那時我就讀中興大學歷史系，段昌國老師邀約李老師蒞校演講。當時李老師撰寫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早已是大專院校普遍使用的教本，《國民革命史》又是民國史研究的先鋒之作，在學界享有盛名。我們在台中，難得有臺大的名師前來演講，幾乎全系師生都去聆聽，還有些外系的學生也慕名而來，擠滿了整個演講廳。李老師的講題是〈中國現代史的幾個關鍵年代〉，以幾次重大事件來勾勒中國現代史的樣貌。他的河南口音雖重，但是講述提綱挈領、條理分明，大家都反應很好，可以說是一場很成功的學術演講。

　　1980年我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選修李老師的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專題課程，成為李老師正式的學生。李老師上課時，對於史事的來龍去脈講述得很清楚，他的記性很好，聲如洪鐘。有時候他會走下講台，到同學座位間，降低聲量說一些現代史的秘辛，老師說這些不用做筆記，但是我們卻特別感到興趣。

　　當時碩士班有一般史組和近代史組之分，我們這一班近代史組有杜繼平、牛道慧、王玥民和我共四位，碩士論文都請李老師指導。王汎森由李老師和李永熾老師共同指導，後來周雲錦也請李老師指導。那個時候國內的中國現代史研究風氣未開，教育部為了鼓勵研究生研究中國現代史，特別設立中國現代史研究獎學金，金額雖然不多，對於我們這些研究生來說卻不無小補，我因而投入複雜的民國史研究。李老師對學生非常寬厚，他會關心我們的論文進度，但是從來未曾給我們壓力。他介紹我去國民黨黨史會看資料，也介紹我和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總幹事阮毅成先生見面。阮毅成先生的父親阮荀伯（性存）是聯省自治運動期間制定浙江省憲法的重要人物，我希望能從那裡獲得寶貴的資料，可惜事與願違。我的碩士論文寫完幾個章節的初稿後，才交給李老師看。當時言論尺度較緊，我的論文對孫中山和陳炯明之間的衝突提出異於習見的觀點，李老師看後原本擔心我會觸犯禁忌，但是隨後表示既然有所論據，應該沒關係，他說我的論點可能會在學界更有影響力。李老師對學生的包容和對學術研究自由的尊重，於此可見一斑。

　　1986年，我回到臺大歷史研究所唸博士班，再度請李老師指導博士論文寫作。當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先生應聘到所裡開課，所裡老師建議我請李老師和張老師共同指導，希望我能在兩位老師的共同啟迪下開拓更大的視野。李老師深表贊同，並高度推崇張老師的學術成就，展現學人的恢宏氣度。

　　李老師身體向來硬朗，1989年秋卻突然喪失造血功能，每隔一段時間須賴輸血維持，兩年間住院六次，飽受煎熬。我到他住家探望，他告訴我可能因為當年撰寫《國民革命史》，在一個多月的期限內趕出五十萬字以上，過度勞累所致。當時醫院除了輸血，還施打類固醇，造成手臂多處腫瘤，而且夜裡往往無法成眠，見之令人不忍。我當時接觸氣功，曾向老師提及不妨一試。師母曾問我能否教老師氣功，但我僅習皮毛，不敢造次。老師受病魔所苦，於1990年7月自臺大歷史系提前退休。後來老師奇蹟式地完全痊癒，他告訴我曾習氣功治療，但不能確定是藥物或氣功或是退休後壓力減輕所致。總之，老師身體能夠康復，我們都覺得高興。

　　李老師退休時，我還未寫完博士論文，他說我是他的關門弟子，以後不再指導學生了。不過，後來李君山又去請他指導，成了李老師真正的關門弟子。老師退休時，我進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非常高興，勉勵我潛心研究，說將來成就不可限度。至今想起老師的話，仍覺慚愧。

　　李老師和師母住在林森南路巷子裡的日式宿舍，去拜訪他時，他都親自出來開門，領我到書房閒聊。老師不會嚴肅地談學術，而是非常親切地閒話家常，表達對我們的關心。他和師母的生活非常樸實，家裡沒有講究的傢俱。有一回我要離去時已近晚餐時間，老師要留我下來吃飯，說：「我們吃什麼，你就跟著吃什麼。」我怕臨時增添打擾，還是告辭。我拜訪老師多次，始終不知道師母張潤民女士載譽藝林，直到1995年1月她送給我一本題名畫冊《浮生留痕》，始知她的畫作經常應邀展出。老師和師母皆謙和低調若是。

　　李老師指導過和教過的學生不計其數，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學長們定期在每年教師節邀老師聚餐。席間杯觥交錯，大家暢言歡笑，毫無顧忌。老師曾經說每年教師節和學生們的聚會是他最期待的。1995年老師和師母赴美定居後，每年教師節前仍會回臺小住，和學生們聚會後才返美。這樣的聚會持續了幾年，後來老師和師母年事漸高，不堪奔走，遂行中斷。

　　老師和師母赴美定居，我們原本擔心他因為語言隔閡、交通不便，生活上無法適應。但是他說那兒華人甚多，參加教會、老人協會等團體，亦不寂寞。有時去老人協會講中國現代史給老人們聽，他們亦感到興味盎然。不知道他是否還經常壓低聲量講述秘辛？

　　接獲師母和老師相繼辭世消息，雖然他們高壽而無憾，我內心仍感戚然。謹草此短文，感念吾師慈愛長者，檢出吾師所寄信箋、贈送的書籍、畫冊，撫物追思，我的內心迴盪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