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民國八十七年到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時，李東華主任交代了一項任務，希望我準備次年為本系進修部開「中國史學史」課程，因為這門必選課已經多年沒開了。由於這一機緣，我有幸得到王德毅老師特別的指導和協助。

　　「中國史學史」是臺大歷史系常開的課。最早由李宗侗先生開設，隨後杜維運先生在民國六十一年和六十四年開過。王德毅老師從民國六十六年起接下這門課，直到八十八年退休當年最後一次開課。（以上資訊，感謝林佳宜助教提供。）這幾位老師對「中國史學史」都有獨到的心得，各成一家言。而我雖然在本系的大學部和博士班就讀，卻沒上過「史學史」課程。面對這份責任，我首先向王德毅老師請教，王老師欣然允許我旁聽他退休前最後所開的「中國史學史」學年課（上、下共6學分），讓我可以邊聽課邊準備，大感安心。

　　王老師講「中國史學史」，要求一定要從上古講到現代。王老師說，根據他的經驗，第一學期至少要講畢唐朝，才能避免虎頭蛇尾。我印象中，他這一次在上學期講到歐陽修為止，下學期從司馬光《資治通鑑》開始。王老師講課對各個時代所分配的時間都很勻稱，唯有《資治通鑑》講了大約五週（最後附及《續資治通鑑長編》），成為整門課最突出的重心。接續的南宋、元、明時代史學，也延續《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為主要線索。這不同於一般史學史的架構，令我印象特別深刻。

　　王老師所寫的史學史論文以翔實周密著稱，但課上面對著大學部的學生，他只重視大綱領，不多講細節。王老師對史家的人格和史學精神特別關注，我想是他質直好義、善惡分明的性情的自然流露。對古人史學的評價，除了近代歷史研究所強調的史料和敘事之外，他也重視經世、義理等傳統學術觀點，也比較罕見。

　　在退休前後的幾年間，王老師完成多篇有關宋明史學的論著，每一發表他都給我一份。這些作品表現出綜論時代、重視源流的學術眼光。例如〈宋代史學的特質〉（1999.6）一文，以《資治通鑑》一書為宋代史學全部特質的發起點，這一特殊見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做為他的一家之言。我也陸續閱讀王老師壯年時所寫的史學史論著，多數收錄在《宋史研究論集》一、二輯（1968、1972）中。他網羅史書、文集和筆記中的史料，對幾位宋代重要的史家（洪邁、李燾、范祖禹、司馬光、劉恕、劉攽、徐夢莘等）和史體（長編、實錄、聖政記、名臣言行錄等）提供縝密的稽考。他力求有憑有據的呈現人物性情、家世背景和師友淵源，善惡不隱，而下語極有分寸。尤其獨到的是，善於運用史部目錄學的方法，將當時及稍後學者提出的多角度評述視為理解一部作品的關鍵指引，兼具知人論世的眼光及閱讀史和知識史的意趣。他所選擇表現作者史識的案例也往往滋味無窮，因為他不僅嫻熟宋代史書，更深入宋代歷史，能夠具見表裏，洞察癥結。雖然王老師並不善於自作詮釋，但文章內涵確有豐富的啟發性。

　　王老師退休後，大約前十年還常來系上，梁庚堯老師慷慨分享研究室與他共用。我的研究室最初也在文學院側樓，經常遇見他。他時時關切「中國史學史」課程的開設情況，卻從不過問我的講授方式和內容。我有所請益時，王老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誠懇而毫無敷衍。求教於他的中外學者和研究生很多，我偶然見到王老師在學人的文稿上用小字提示了多項史料和建議，對他的用心非常感佩。

　　附帶一提的，王老師退休後常和師母一同旅行，我曾介紹幾名學生照看一下他們的住屋。雖然只是平常的幫忙，王老師和師母卻對這幾位學生十分的親切愛護。後來我搬離文學院，比較難得遇到王老師，然而王老師每回見到我，都會關心的一一問起幾位學生的近況，在他們畢業多年後依然如此。足見王老師視學生親如子弟，完全一片赤誠。這樣的師表風範，也應該成為我們永遠的記憶。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