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出發，關心臺灣社會變遷
社會學的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從一群人的日常生活到全球化社會發展趨勢，都是社會學者感興趣的議題。無論研究主題與調查對象是誰，社會學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引導社會公眾思索其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透過對社會現象的省思與深究，人們能夠瞭解歧異、凝聚共識，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努力。
臺大社會系關注發生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與事，教授群長期致力將學術理論與臺灣社會實況充分結合。社會系研究涉及的議題很廣，主要特色包含國際遷徙以及社會運動，兩者皆與臺灣獨特的歷史背景與地域位置密切相關。
面對國際遷徙者，臺灣做好準備了嗎？
人類史上，「遷徙」一直是影響人類社會組成與促成文化轉變的重要推手。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空間與機會，人們不惜遠離原本居住的地方，移動到另一個陌生的環境打拼。在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免於跨國移住者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國際移民或移工，他們的耕耘與貢獻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基石，同時也為母國帶來文化上的交流與經濟收益。
但另一方面，大量人口在不同國家間流動也可能造成社會問題。對目的國來說，伴隨而來的可能是族群差異引發的衝突，或對本地生活空間與工作機會的擠壓；對原居住國來說，人口外移可能影響本土人口結構與勞動力，甚至提早面臨人口老化問題。無論對目的國或原居住國來說，政府有責任擬訂妥善對策因應這些遷徙帶來的變化，並以開放包容的態度促進不同族群間相互瞭解。為了喚起決策者的重視及增進公眾的瞭解，臺大社會系長期投入國際遷徙議題相關研究，從多元的觀點與角度認識發生在臺灣的國際遷徙現象。
臺灣夢
臺灣是個移民社會，移民的歷史可自三、四百年前「唐山過臺灣」的故事談起。但受限於地理與政治因素，早期從外國移入臺灣的情況並不普遍。隨著時代的進步與變遷，臺灣開始面臨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或移工。尤其自90年代起，臺灣的境移入人口已正式超過境移出人口，這些國際移住者許多是透過婚姻遷移、勞動遷移等方式移居臺灣。他們的到來固然受到母國環境的影響，但現象背後凸顯的其實是臺灣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以及產業與勞動力變遷等問題。這群漂洋過海到異鄉求生的移居者，成為填補臺灣人力空缺的重要力量。除了感念其貢獻與付出外，我們有必要瞭解他們在臺的生活現況，並檢討政府的移民政策與法律制度。
臺大社會系藍佩嘉教授長期致力於性別、勞動及國際遷徙研究，曾經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在她的著作《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裡，國際遷徙不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而是每天真實發生在你我身邊的故事。透過近百位來自菲律賓與印尼女性家務移工的分享，讓我們得以認識這群在臺灣社會角落裡默默工作的人們──她們之中有的受過良好教育，原本可以在不同領域發展出色，卻因環境選擇跨國幫傭；有的陪伴臺灣家庭扶老托幼，卻得把自己的父母與子女留在家鄉，只能用國際包裹遙寄親情。然而在雇主的眼裡，家務工卻往往被當成可棄式的勞動力，無法享有基本權利。透過藍教授對勞雇雙方深度訪談，不僅讓讀者認識臺灣社會生活的各種樣貌，也增進這塊土地上不同族群間的相互瞭解。
這本書在出版兩年後，以《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在臺發行。2018年因獲選為「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再度改版，證明國際遷徙議題對臺灣的重要性日久不衰。
同樣關心在臺外籍移工的處境，曾嬿芬教授則分析臺灣外勞的居留管理政策。多年來由於法令上對外勞採取嚴格的限制性移民政策，禁止他們尋求永久居留，也不允許他們自由轉換雇主，他們是否能在期滿之後續約繼續工作，也必須經過雇主同意，造成外勞在臺灣必須高度依賴仲介與雇主，容易成為不肖業者與雇主剝削的對象。仲介向臺灣外勞收取高昂仲介費的情況時有所聞，這些情況甚至被國際組織視為接近人口販運的程度，重創臺灣的國際形象。自由民主的體制下，政府經常透過代理人機制(例如：雇主)將管理外國國民的責任轉給民間。在臺灣，透過仲介者制度，政府既可避免與尊重人權的價值產生衝突，同時又能達到治理移民的效果。但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偽善，因此也產生許多違反外勞人權的問題。理想上，政府應透過妥善的移民政策治理外國勞工，而非依賴民間仲介與透過雇主管理。曾教授呼籲政府必須正視國內移工管理的問題，從根源扭轉移民政策對移工的歧視。該研究成果刊登於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zation)所出版的官方刊物International Migration，這份期刊對於政策制定者與移民研究者有相當的影響力。
美國夢
美國向來是臺灣移民主要的目的國，移民者選擇美國的主因不外乎教育與經濟因素。藍佩嘉教授的新作《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將重心放在臺灣外移人口，希望透過對臺灣家庭與移民美國家庭育兒態度的分析，讓大家瞭解有著相同文化根源卻身處異地發展的兩個族群，在孩子教養上分別採取何種策略，藉此增進彼此的相互理解與團結。
在臺灣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相信，讓孩子接觸西方教育可以幫助他們拓展國際視野，增加全球流動的機會。特別是當下一代不可避免地需面臨來自中國的競爭時，許多父母即使身在臺灣，也希望尋求西方的育兒方式和教育理念，以打破傳統。而對於太平洋彼岸的臺灣移民家庭來說，儘管孩子在美國出生、長大，未來仍可能面臨種族不平等和移民歧視的問題。不可諱言的，美國的種族問題層出不窮，甚至身為世界頂尖大學的哈佛大學也爆出入學程序歧視亞裔學生的醜聞。種種因素讓這些父母相信，在美國必須更努力才能獲得優秀的成績，因此很難做到真正自由放任式的教養。此外，美國經濟下滑及中國崛起等因素也讓他們感到不安，有些人甚至為孩子們做好返臺準備，以逃避美國經濟衰退和種族歧視的可能。由此可知，即便處於不同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在臺灣的父母與移民美國的父母都能各自發展出獨特策略，因應不斷變化的社會。
該書中文版《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 2019)於今年在臺發行。不同於一般親子教養書籍，本書透過豐富的研究資料與精彩的個案故事，呈現臺灣父母採取的幾種教養模式，為當代的臺灣家庭留下珍貴紀錄，也凸顯全球化環境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中國夢
自從2000年開始，來自臺灣的移民大量湧入以上海為首的中國主要城市，臺灣人成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故事的一部份。隨著中國政府繼續放寬政策激勵臺灣青年投入中國就業市場，臺灣人可能會再次湧入中國。雖然其中多數屬於偶然或短期居留，但根據各方估計，目前有超過一百萬的臺灣公民在長居中國生活和工作，研究者必須瞭解現象背後的因素，並思考如何因應這個現象可能造成的影響。
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兩岸關係，臺大社會系團隊亦十分關注這股由臺灣移往中國的遷徙勢力。曾嬿芬教授從政治、文化、社會觀點，分析移居中國之臺灣人的公民身份、文化認同以及職涯發展。根據她的觀察，這些遷徙者多屬中產階級，因此擁有跨國流動的條件。不過雖然這群人看似跨越國界生活，但其實與臺灣的社會體制仍維持緊密的關係，特別是與生活品質相關的事務，包括教育資源、健康醫療等面向。許多人在通盤考量各項利弊得失後，最後很可能選擇回到臺灣。但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激烈競爭，臺灣政府必須有更好的對策才能留住人才。(Routledge 2016)
臺灣社會運動之今與昔？
臺灣是個自由民主的寶島，對今日大多數民眾而言，「社會運動」一詞並不陌生。尤其自1980年代以後，民間自願性組織蓬勃發展，各種訴求的社會運動迅速興起。解除戒嚴後，人民享有集會結社自由，社會運動在動員、組織、議題上更是百花齊放，不僅帶動公民意識抬頭與公民參與風氣，也催生了臺灣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在民主政治環境下，社會運動經常扮演重要政策的催化劑角色。透過一群人有組織地集結與串連，希望能喚醒社會大眾與政治人物對於某項議題的重視，進而發揮影響力、改善當前的社會現狀。有鑑於此，臺大社會系教授群十分關心社會運動的相關理論與作法。不論是歷史或當代的事件，社會運動的形成背景、組織動員過程，乃至於後續的影響或效應，都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
何明修教授投入社會運動研究多年，發表的兩本英文專書分別探討臺灣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出現的勞工與學生運動。在勞工運動方面，不同於絕大多數針對民間企業勞工進行的研究，《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Palgrave Macmillan 2014)著重在中油跟臺糖兩個國營事業，而且時空回溯自戰後的臺灣。雖然一般認為，早期臺灣工人的個性十分順從，與現代人理解的勞工運動似乎沾不上邊，但是何教授藉由多次深度訪談與大量的檔案資料，發現當時兩家企業內部複雜的族群政治關係，使得勞工們必須採取各式各樣的抵抗手段。在社會環境不斷變動的同時，這些抵抗方式也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國營事業勞工就是在這樣多元策略的發展下逐漸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
在學生運動方面，《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9)則是關注臺灣的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的雨傘革命。兩者都屬當代大規模抗議活動的代表，參與的人也都以學界為主，在議題上則不約而同與中國有關—前者反對臺灣與大陸的貿易自由化，後者則譴責北京當局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的操縱。雖然這兩次運動的結果截然不同—一般認為太陽花學運推動了2016年臺灣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而雨傘革命後香港的民主黨派勢力卻遭削弱—但值得關注的是，這兩次活動都吸引許多年輕人高度參與。而在缺乏既有組織的強力動員下，「對峙」(standoff) 與「臨時應變」(improvisation) 成為兩次抗爭活動中出現的非典型現象。不同於過去的社會運動可能採用垂直決策模式或完全水準式動員，這群行動者是以富彈性、策略性的方式促成佔領活動。由此可知，隨著世代交替，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也可能因參與者的特性有所變化。
同樣關心臺灣社會運動的發展軌跡，范雲教授《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Linking Activist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Routledge2018) 一書分析1980至2000年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婦女、勞工與環境運動中的行動者及其組成變化。根據140多名社會運動參與者的人口背景資料，范教授發現臺灣勞工與環境運動的黨派色彩逐漸降低，婦女運動更是如此。透過對行動者一連串的策略選擇的經驗，有助於思考這些社會運動在當代所面臨的新機會與新挑戰。
除了臺灣的本土社會運動外，臺大社會系研究群亦關心國際社會脈動，特別是東亞區域的發展。劉華真教授的著作《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從宏觀的角度比較臺灣與韓國的狀況。儘管二十世紀後期，臺灣和韓國無論在殖民遺產、專制統治，或是快速工業化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兩者在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上的經歷卻是明顯對比。在韓國，勞工運動是先行者，在追求民主的抗爭中，先有工會確保其運動力量的基礎，環境運動才得以蓬勃發展。在臺灣，順序則是相反，由政府主導的工業化很早就引發民間的環境運動，許多農民和漁民集結抗議工業廢物造成土地和水污染；至於勞工運動，則是到了80年代後期才有大型企業的勞工舉行大規模罷工。透過理論與實證分析，劉教授指出，檢視一個社會的物質環境與理念因素有助於瞭解社會運動成敗的原因。因為「物質」與勞工運動帶來的經濟影響直接相關，「理念」則是環境運動所仰賴的意識力量。
除了國際遷徙與社會運動兩大主題外，臺大社會系的研究深入臺灣各角落。研究群在廣納社會學理論並對各種現象提出批判性思考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持續關懷公共利益，致力於凝聚社會共識，促進公平與正義。
社會系主要研究領域
政治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經濟、組織與工作；社會不平等；全球化與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