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地探查臺灣社會變遷
社會學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社會互動以及文化。受到科技發展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社會學研究的議題也隨時間不斷演變。這些議題固然反映出當代社會的需求與挑戰，同時也記錄著人類文明進展的軌跡。身為關心最新社會脈動的社會學者，必須擁有敏銳的觀察力與開闊的視野，才能在多元複雜的社會現象中找到需要探索與深究的目標。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群關心臺灣社會各種族群在各個角落發生的事。從科技與社會如何相互形塑，到對民主制度的反思與改革，研究團隊希望透過對社會議題的討論及其背後成因的探究，了解臺灣如何維繫今日的發展成果，並從中尋求改進之道，突破可能的困境。
助孕科技—科技治理的挑戰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有1.8億人飽受不孕困擾。人工協助生殖科技（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簡稱ART）成為當代人類實現生殖願望的重要寄託。然而這些助孕科技帶來的影響，不只涉及醫療層面，也常引發各方對於社會與倫理的省思，有時帶來激烈的辯論，牽動社會的神經。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嘉苓從多方角度深入剖析ART在臺灣的發展，透過一系列的研究有助於加速臺灣在此議題上的進步。
如何治理「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新興的助孕科技，造福許多辛苦求子的不孕人士，但這項技術背後帶來的法律與道德爭議卻也從未停止。其中，不孕治療因為使用刺激排卵藥物以及植入多個胚胎，造成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比例多胞胎孕產，也大幅增加許多健康風險，是助孕科技最常見的副作用。即使國際上已有許多針對多胚胎植入數目的指引，現今全球各國的做法不一。臺灣是全世界植入多胞胎數目最高的國家之一，值得探究。
吳嘉苓教授以社會學的觀點，探討臺灣的多胚胎植入規範。她首先建立概念框架，用以分析在地規範如何受到全球治理的影響（請見下表）。吳教授認為，臺灣不同的行動者，政府、醫界、民間團體等等，策略性地選取所謂的「全球」，以促成該行動者想要達到的管制目標。例如：美國生殖醫學會的臨床指引在國際上遠比歐洲與日本等國寬鬆，卻成為臺灣醫界常援引的目標。吳教授並主張，無論是政策先驅國還是後進國，各國面對「全球」的方式，都值得以此模型來分析。（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2）
誰可以成為父母？
助孕科技的特性，在於將「性」與「生殖」脫勾。只要透過注射精子到女性體內，或是將體外培養的受精卵植入女性身體，就可能達到生育的目的。所 以，到底誰可以使用這項科技來成為父母，就成為各國政策辯論的重要主題，也成為我們了解性別秩序如何變動的窗口。
早先ART的使用資格，對象限於已婚異性戀夫妻。然而越來越多的國家考量生殖正義，落實不同社群的生育權利，因此單身女性、同志伴侶在許多國家都可能透過助孕科技來生子成家。不過許多伊斯蘭地區與亞洲國家仍限縮於異性戀夫妻，使得這些國家的民眾常進行生殖出走，到其他合法的國家取得生育的資源。臺灣於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為亞洲僅見，並持續探討助孕科技法令的修改，受到各界的關注。
在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一書中，吳嘉苓教授以專章討論臺灣的助孕科技法律規範排除未婚男女的歷史過程。吳教授提出，過去各方反對單身女性或同志伴侶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原因，反映了父權體制與異性戀霸權的運作。政策制定者、醫療專業、婦女團體、同志家庭權益運動，以及進行生殖出走的民眾，也常提出不同論點與行動，彰顯理想親職的變遷。從早先不婚的單身母職，到近年來的女同志與男同志的親職，透過政策角力，臺灣也開拓了許多對於成家的反思。滋養小孩的家庭到底是什麼模樣，在女性生育自主、同志平權等主張下，助孕科技的修法歷程也帶來更多的社會反思。（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讓登錄資料成為照護基礎建設
許多國家常以資料登錄的方式，包括系統地記錄、彙整相關數據等，作為政府、研究者以及臨床醫療人員分析規劃國家健康政策的參考。早在1980年代起，許多國家如：澳洲、英國、美國、法國、瑞典、芬蘭，甚至是以色列，即陸續針對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臨床措施與健康結果進行資料蒐集與報告，以掌握、監控科技的發展。生殖醫學相關的國際組織也常以登錄資料來觀察科技趨勢，並提出政策建言。日本、韓國和臺灣等東亞國家，也陸續建立了類似的資料登錄制度。
醫界與政策管制界費時費工地建立登錄制度，社會學要如何看待？吳教授與日韓學者一起研究，提出「資料登錄作為照護基礎建設」的分析架構。她們提出，這種照護的基礎建設，涵括三層面：（1）搜集資料的過程是否能促成相關社群的倫理責任；（2）搜集資料的指標是否能反映健康照護的品質；（3）搜集資料的結果是否能成為實證政策建立的基礎。研究團隊以此架構來評比日本、韓國與臺灣的助孕科技資料庫，結果發日本即使採自願登錄制度，卻因為重視回應社會疑慮，較能充分使用資料庫來制定單一胚胎植入的政策，達到東亞最低的多胞胎率。臺灣由國家施行強制登錄制度，資料完整，指標也齊全，但是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使得生殖醫學社群並沒有發展出反思的措施與行動。該研究主張，可透過此照護的基礎建設角度看待各類的資料申報，從空污到危樓，如何可能發展出提升照護品質的方案。（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20）
數位遊戲—新時代的娛樂
電玩遊戲的發展史最早可溯及1950年代，不過一直到20年後第一款遊戲機才問世。90年代末期起，數位遊戲的全球快速擴散與多樣化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從網際網路帶來的線上遊戲全盛時代，一直到晚近的手機遊戲、職業電競、遊戲實況直播等現象與產業的興起，不但意味著遊戲人口與遊戲社群的不斷擴展，也提供了學術研究的豐富沃土。無論是從消費人口與產業產值的迅速增加、各種數位遊戲平臺所衍生出的豐富社會互動與文化風貌，或是數位遊戲所帶來的新型態經濟行為與休閒勞動等面向來看，新興數位遊戲研究都在現象的重要性、時代性與對傳統理論的挑戰對話上，充滿學術意義，也吸引了許多研究者致力於電玩現象及其意義的探索。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鶴玲過去十餘年來的研究，便是環繞著「當人們與休閒機器裝置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時，人們的生活世界與文化產生了什麼根本變化？」的問題，從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學角度解讀在當代數位遊戲生態系統中，資訊科技與休閒娛樂的共生關係。
數位遊戲的社會空間與文化特徵塑造新的社會規範
許多人認為在數位遊戲的參與過程中，虛擬空間是玩家交流的主要場所，但事實上，玩家所身處的現實世界環境與社會脈絡往往對玩家的遊戲體驗具有重大影響。在一項針對遊戲空間性別化的研究中，林教授將數位遊戲的研究視野從電玩世界擴展到玩家所處的實體空間，從文化地理學的觀點分析使用者的線上遊戲經驗。在觀察並分析臺灣兒童與青少年（尤其是年輕的女性玩家）於家中、網咖、宿舍的遊戲情形後，林教授發現，男性與女性玩家的數位遊戲體驗會受到許多實體空間因素影響，例如：在家中會面臨父母不同程度的監督、政府對於公共休閒空間的管制、大眾對公共遊戲空間的污名化、由男性主導的遊戲場氛圍，以及男性與女性玩家群體的動態等。林教授也強調，社會不應將年輕的女性遊戲玩家視為被動的管制對象。即便面臨諸多限制，這些女性玩家證明隨著時間流逝，她們能以更機智、更具戰略性的方式擴大自己在這一領域的自主權。由此可知，數位遊戲世界中的虛擬與實體環境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性，玩家的遊戲行為與體驗也必然受到其身體所在的社會空間脈絡之影響。（The MIT Press 2008 ）
關於玩家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性這個主題，林教授的另一個觀察對象是「遊樂場裡的觀眾」。這項研究背後的問題是：陌生人們在公共場所中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遊樂場裡的玩家與觀眾是流動的，很少人是純粹的觀眾；某些人在玩的時候，其他人就成了暫時停駐觀賞的觀眾或等著玩的排隊的人。從微觀社會學的社會互動角度來看，確認旁人是在排隊等候，還是純粹觀看的路人，對行動者採取應對行動是很重要的。在這項針對臺灣大型遊樂場中遊戲玩家與旁觀觀眾之互動關係與權力協商過程之研究中， 林教授團隊運用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 之社會互動框架分析來探討長期被忽視的旁觀者角色─「遊戲觀眾」對於決定社會行動屬性的重要意義，分析公共場所中彼此不相識的人們根據什麼原則決定、如何決定與測試自己的角色劇本、並據此採取不同的行為舉止、展現某種微妙的規則與秩序。這項研究也進一步揭示了陌生人在群體社會互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將原本不可見的社會行動者以及其行動機制拉進研究者的分析鏡頭中，使原本抽象的理論觀點得到具體而微的闡釋。（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2011）
林教授進一步深入探討數位遊戲進入家庭後，對當代家庭生活與親子文化帶來的重塑與影響。這項研究針對任天堂Wii的全球熱賣現象，分析YouTube上大量家庭遊戲影片中的一個有趣現象─老年的父母或祖父母在家人圍觀的客廳裡全神貫注地打電玩，而手持攝影機進行記錄的年輕兒孫們則在旁或指導評論，或助興鼓譟，指出環繞體感類遊戲機如何從父母買給年幼子女的「玩具」與替代性保母角色，轉變為年輕的成年子女透過購買遊戲機和選購遊戲作為給年長父母，以代替自己「實踐孝道」的娛樂機器。林教授發現遊戲機與遊戲的選購與使用在親子互動過程裡，負起代理忙碌的年輕兒女陪伴父母、照顧父母健康的責任，並扮演一種協調與縫合不同世代文化與經驗差異的橋樑角色。這項研究涉及層面甚廣，從家庭資源配置與管教策略的變化、wii成為銀髮族與世代互動休閒文化象徵，到手持數位遊戲裝置對家庭每日生活之影響與親子關係之影響等，無一不可見新數位休閒科技之衝擊與影響痕跡。（RESET，2014）
數位遊戲推動新經濟與勞工文化興起
林教授另一個研究系列關注於數位遊戲之經濟行為與勞動文化，探討如今已經具有實際經濟價值、穩定交易市場與極高產值的遊戲虛擬財貨服務經濟活動之勞動、產製、行銷與消費，以及這些新現象所呈現的經濟與勞動文化新議題。研究主題之一是數位時代一個重要的新勞動型態─遊戲玩家販賣在遊戲中的「勞動」所得營利，使遊戲活動從純休閒娛樂轉化為具有經濟價值的生產勞動（hobby as work）。林教授團隊針對數位遊戲貨幣現金交易行為所創造出來的新興休閒勞動對於工作認同的影響做了探討，發現虛擬遊戲貨幣的實體經濟價值意味著傳統「休閒與工作」、「遊戲與勞動」邊界的模糊化，而這個現象至少具有雙重意涵─對於遊戲虛擬財貨的生產者而言，他們的工作與職業認同受到遊戲社會認知的挑戰；對於遊戲虛擬財貨的消費者（與其他玩家）而言，他們的遊戲樂趣與成就感受到外於遊戲的現實經濟條件所影響。因此，在遊戲貨幣現金交易行為中，賣方與買方運用不同的正名化策略來因應社會對於遊戲行為和遊戲物品買賣之污名，並在過程中操作各種區隔策略以維持遊戲與工作的邊界、保存遊戲之樂趣。這項研究的特色是從數位遊戲現象出發，但是其理論關切與研究發現卻並不限於數位遊戲經濟文化現象分析，而是具有理解其他新興勞動工作型態與數位財貨經濟現象之意義的。（Work, Employment & Society，2011）
本系列的另一項研究是針對全球遊戲產業從2000年代以來改變遊戲收費機制，以「免費遊戲」為號召，改由公司直營虛擬遊戲貨品販售的獲利模式，探討商業機制如何影響遊戲經驗與遊戲沈浸感，以及免費遊戲興起所象徵的休閒消費模式之意義。林教授團隊分析數位遊戲內流通的虛擬貨幣與遊戲物件在玩家間進行真實貨幣交易的現象，發現免費模式對於數位遊戲的文化產生了多層面的影響，包括玩家的自我認知、玩家對遊戲消費的看法、玩家對遊戲群體的態度，以及使用與公平性之間的問題，進而指出不同收費模式不僅造成玩家遊戲體驗的重大變化，更使遊戲情境與現實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造成遊戲經驗「魔幻圈」（magic circle）受到穿透。（Game and Culture，2011）
審議式民主與臺灣公民社會的演變
民主是一種普遍公認的理想。雖然難賦予操作型定義，但一般認為民主的核心原則與特徵包括：法律平等、政治自由、法治社會等。長久以來，民主雖早已成為普世價值，但其實踐方式仍有許多值得思考與批判的地方。有些國家政府已經意識到傳統代議式民主的限制，而開始嘗試新的治理模式，例如：審議式民主。這項制度的特色在於讓公民透過公共審議的方式商討一項政策或議題，並由此作出集體公共決策。臺灣以自由開放的風氣聞名，更是亞洲第一個走向共和體制的社會。審議式民主的發展也是公民社會與學界非常關心，甚至嘗試推動的治理方式；在眾多專家學者中，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東升便是臺灣走向審議式民主的重要推手之一。
臺灣走向審議式民主的路程
早在2000年代初，陳東升教授與其團隊便提倡對公共議題進行公開討論，開創臺灣發展審議式民主的先河。陳教授認為，從長遠來看，臺灣實行直接民主制有助於培養出具有政策素養、願意參與公共事務並承擔責任的公民。而為了解在臺灣推行該制度的可能性，並解決傳統代議制民主的困境，有必要進行一系列深入的研究。
陳教授早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從實證的角度反思不同文獻對審議式民主的批評。該項分析雖指出一般人認為審議式民主的實行有三大限制，包括：過於強調共識，導致少數者的意見無法表達；以理性對話為主，忽略情感表達或立場宣示；不了解可能的政治操弄帶來的影響。但根據臺灣實施公民會議（citizen conferences）的經驗發現，民眾在實際參與討論後，無論是在政治效能感、政策知能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方面都有提升，顯示審議民主的公共討論過程對於促進民主發展非常重要。惟需注意的是，這樣的公共討論模式必須更為多元，才能讓不同溝通方式充分呈現，並且瞭解參與者的理性能力是限的，並非共同討論後一定會取得共識。（臺灣民主季刊，2006）
公民會議與科學交流
在各界的努力下，臺灣已逐漸習慣以審議式民主的方式作爲政策討論的基本模式。許多場公民會議的舉行，有助於討論和收集大眾對有爭議性話題的看法。然而，如果議題本身牽涉到與科技相關的專業知識時，透過公民會議形成共識不僅對參加者來說是一大挑戰，也會容易因其知識的侷限性或對科技的認知錯誤，導致作出不當結論的風險增加。
為了探究公民會議對於促進大眾了解科技相關議題的效果，陳教授仔細觀察會議上的專家與非專業人士之間的互動，並分析兩者互動對於公眾的知識學習動態、態度形成、專業知識感知，以及非專業背景參與者提出總結的影響；納入分析的兩次公民會議主題分別是有關代理孕母及其核心問題，以及胎兒的產前檢查與篩檢。結果顯示，這些公民會議確實有助於提高公民的科學素養。若有機會能進一步理解複雜的科學知識時，民眾都非常有意願去學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技術與問題的深入理解可能會改變其對政策的看法和態度；而對技術的接受程度也會受到專家傳遞訊息的方式影響—民眾可能是支持也可能是反對專家觀點的。此外，研究也發現，民眾對專家提出的疑問越多，就越能在專家的演講中就發現既定觀點或偏見，因為這些專家們在溝通時，不容易跨出其預先設定的構想和意見。儘管有時這些討論無法獲得明確結果或共識，但可以確定的是，公民會議對於增加公眾參與決策以及提高其科學素養方面確實發揮一定的影響力。（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
當社區營造遇到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是由人民決定應該在何處以及如何分配市政或公共預算。對於審議式民主來說， 這是在制定決策時很重要的一項應用與過程。一般認為，曾經歷過社區營造的社區應該比新手社區具有更好的審議績效，因為他們在參與式民主的進程中已有豐富的經驗。然而，陳教授團隊在觀察兩個社區在運作營造項目的參與式預算時，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與新手社區相比，有經驗的社區似乎表現出更加集中的民意文化，因此他們的參與式預算結果通常出自於當地的精英階層。相反地，在預算分配方面， 新手社區展現更加開放的決策權。陳教授團隊指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有經驗的社區明白其受到社區建設規則與程序的約束，或有社區英雄的出現，或是了解社區可用資源有限。因此在未來的研究方向上，陳教授團隊建議，應該專注於各種社會團體裡不同政治文化對民主實踐的影響，以及民主實踐如何塑造這些社會團體的政治文化。（臺灣社會學，2018）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團隊相信，要維持一個國家的長久發展，必須深刻了解這個地方的人民情感、文化立場、社會結構變遷及其背後的驅動力。無論是吳嘉苓教授詳細探究臺灣的助孕科技規範與治理方式；林鶴玲教授深入剖析臺灣的數位遊戲者的社會文化；還是陳東升教授帶領提倡臺灣走向審議式民主的開創性研究，所有努力的最終目標都是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維護臺灣人民的和平與正義，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0項「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以及第16項「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的理念一致。此外，吳教授在研究議題中納入對性別文化的反思，林教授關注數位遊戲女性玩家的經驗，她們的研究也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5項「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的方向。
社會學系主要研究領域
政治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經濟、組織與工作；社會不平等；全球化與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