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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盍各研爾誌

【看見研究】互助比補助更重要──陳東升談地方創生

     行政院將2019年訂為臺灣的「地方創生元年」,藉由引進日本行之有年的概念,來改善臺灣城鄉間人口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東升研究發現,在社區營造過程中,地方居民互信互助比起等待補助更重要。

       在〈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外部結構與互動機制〉一文中,陳東升比較日本、英國與臺灣地方社會治理的結構與內涵,日本因為處境相似,尤其值得借鏡。為解決人口都會集中化及少子女化、地方產業衰退問題,日本設立地方創生大臣與地方創生事務局,推動故鄉稅、地域活化協力隊、地方大學活化、地方創生人才支援系統等計畫。

       其中,故鄉稅作為地方創生的一環,陳東升特別指出其後遺症。故鄉稅是透過各地區提供回饋禮,爭取民眾對地方的支持,立意良善,然而各地求好心切,提出的計劃案往往遠高於地方所能負荷的,此種競爭機制反而造成原本就弱勢的偏鄉產生階級性。

       如果日本的故鄉稅是將地方推到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那麼台灣過去的地方政策就是走向另一端:補助。從1980年代推動文建會主導的社區主體營造,2000年後的農村再生計畫,主要都以補助作為推動地方發展的燃料。

       過去的政策面臨兩個狀況:一是當補助款用完,沒有自我生產能力的地方社群會斷炊而難以為繼;二是原先以部會為主的執行方式,會導致社區發展朝向單一議題耕耘。陳東升指出,缺乏整體規劃的情況下,各地需求難以滿足,民眾對於政策也傾向無感。「以地方居民的角度來看,無法想像每天得和不同部門打交道。」

       在市場與補助之間,還能怎麼做,如何折衝彼此的發展需求?陳東升建議,競爭之前由政府補助進場,加強地方社會的基礎發展,諸如教育、文化、經濟和醫療等面向,「建立這些基本權益,就需要相當時間了,問題不是一天兩天造成,需要時間回復原本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當基礎的體質建立好之後,當地居民願意自發性的付出。揮別過去僅以補助連結社群關係,陳東升在〈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一文中提到,「強互惠」才是社群治理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在相互信任的社會,願意相信別人,並會傳遞資訊:我相信別人、我也是值得相信的。」

       陳東升舉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司馬庫斯」為例。原本族人各自開民宿,由於競爭激烈,族人間的關係開始惡化,部落借鑒過去部落的共享文化,建立如合作社的經濟分享體制,做法為納入所有民宿,由單一窗口接待客人,獲得的收益則透過合作社分配;此外,小孩的衣服食物教育和老人醫療需求,由共同累積的經濟資源來支持。

       「司馬庫斯」共享文化的優點很多,包括避免部落對抗衝突、讓成員參與營運資源分配的決策、有效管控部落及環境的乘載量,同時保障部落成員基本生活。行有餘力,再進一步處理部落學校、友善農耕等整體性問題。

       「資源匱乏的地方,若人人為己,補助杯水車薪,情況只會愈來愈糟,而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大家互助互利,可以創造出豐富的共享資源,「司馬庫斯」的成功改造,不就是最好的範例嗎?」陳東升語重心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