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白駒過隙」，一晃已是七十老翁了。回首前塵，自覺無何所成，但承蒙同事的厚愛，2010年9月，臺灣史研究所為我舉辦退休研討會（黃富三教授榮退暨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歷時三日，中外學者雲集，場面壯觀，令我永銘難忘。2011年5月，臺大歷史系又邀我發表退休演講，不少舊雨新知撥冗參加，我既感動又慚愧。我因為想不出甚麼好題目，就談談自己的學術生涯與幾點心得。如今臺灣史研究所擬將研討會論文結集成冊出版，力邀我寫一篇學思歷程，爰以此演講詞為藍本修正為本文，一者因應所內同仁之要求，二者算是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做個小結。

孔老夫子說得好：「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我的新解是：「可以亂講話，沒人敢怎樣。」我就抱著這個態度來聊聊自己的過去。

一、求學、教學及研究生涯：必然或偶然

以前很多歷史學家常爭論「歷史是必然的，或偶然的」，但沒有結論。我會走上歷史學，也曾想研究西洋史或世界史，最後卻落腳臺灣史，為甚麼？似乎必然、偶然都有。

（一）由臺灣史至西洋史

我會走上歷史學這條路，可能跟從小就喜歡看章回小說有關係吧！中學時，我的記憶力超好，國文、歷史幾乎都是班上第一。可是我原本趕時髦，考進臺大外文系，卻又因喜歡看雜書，英文又不好，挨不住，到了三年級選擇轉系。那時社會學剛引進臺灣，我相當著迷，曾有意嘗試，最後因歷史系師資陣容堅強而轉入。

1965年我考進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口試師長陣容浩大，從院長到系主任、相關教授均駕臨。我記得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教授（1896-1977）問我要研究甚麼，我那時還不太清楚研究所與大學部的區別，很緊張，不知怎麼答。正好那年暑假，我在舊總圖書館參考股無意間翻看了《臺灣府志》，驚訝居然有臺灣史著作，而自己卻一無所知，就順口說想多瞭解一點臺灣史。但進研究所後，第一年只是忙著修課程，仍然未定下研究方向與題目。

1966年，大約是6、7月間，正好教育部留學考有西洋史學門公費生，我被同學推派去參加，竟幸運考上了。此次考試，在當時居然是大事，電視報導，報紙訪問，讓我飄飄然，幼稚地自以為很了不起。依規定，通過留學考試第二年就要出國，我原本想既然出國研究西洋史，就放棄臺大的碩士學位吧！不過，楊雲萍老師（1906-2000）力勸我完成學位再出國。我勉為其難，1967年，在短時間內寫了〈劉銘傳清賦事業與土地改革研究〉，據說是第一篇臺灣史碩士論文。這埋下我日後任教、研究臺灣史的根源。

1967年9月，我申請到劍橋大學歷史研究所（Faculty of History）。我進入的college（與美國式不同，我譯為學舍）叫做University College，後來改為今名Wolfson College。當時它是個僅收研究生的新college，同學不多，彼此都認識，很有一體感。而且外籍生比例甚高，很國際化，讓我可以接觸不同國家、民族的人，拓寬眼界。有一次，一位愛爾蘭室友突然問我：「為甚麼你經常說『We Chinese如何如何』，我要知道的是你個人的看法。」我愣住了，第一次發覺中國人或華人的自我中心與集體化意識的確很強。

我當時懷著「富國強兵」，建立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的夢想，去研究英國工業革命。我攻讀的學位是master of letters（簡稱M. Litt.。按：牛津、劍橋的MA不是用讀的，而是畢業生可以透過教學、研究申請取得，或授予應聘至該大學教書的教授們，原為中古之專業師傅之意）。由於工業革命的研究已經很專，我後來選擇較少人做的題目“The Female Workers in the British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紡織業女工〉）。然而，我無法二年內寫出論文，拖到第五年方提出。提論文之前，原本歷史所安排換指導教授，即經濟史講座教授Professor Joslin，藉此我可以直接申請Ph. D.。未料不過一個月，他便因心臟病去世，我乃換回原來的老師。經過此一插曲，口試過後只通過M. Litt. 學位。後來，學校曾要求我再留一年修正論文，college亦願提供一年獎學金，並容許同時工作。我當時因體力、精神已瀕臨極限，堅持要回國，乃結束留學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