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西洋史、世界史重回臺灣史
1972年9月回國，1973年方正式進臺大歷史系擔任講師，任教西洋史課程。開過的課包括西洋上古史、歐洲近代社會經濟史、西洋文化史、世界通史等，任教的系包括歷史系、考古人類系、外文系，以及歷史系夜間部的同類課程。我出外時不時有不同職業的人說修過我的課，原因在此。
1977年，楊雲萍教授退休，他開授的「臺灣史」是全臺灣唯一的，他希望我接，以免香火斷絕。我因已習慣教西洋史，又久未接觸臺灣史而婉拒，但經不起他和鄭欽仁教授等人的逼勸，於是斷斷續續開了臺灣史的課程。
當時，我的課橫跨東西，左右夾攻，備起課來很辛苦。不過，這也迫使我將臺灣史與世界史、西洋史拉上關係，增進其廣度，亦是一得。
▲黃富三老師演講風采（2011年5月19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三）臺灣史研究的起點：女工至洋行
在研究方面，在臺灣研究西洋史並不容易，我除了發表一篇有關英國紡織業的論文外，都集中在臺灣史。至於主題的選擇，不少是由於偶然因素。
我回國後，發現老家關渡的店舖，每天工廠下班後擠滿購物或郵寄物品的女工（因代辦郵務），門口的公共電話也排著打電話的長隊。原來她們是新設的臺塑工廠等雇用的大批女工。由於我在劍橋研究的是英國工業革命時的紡織業女工，靈機一動，思考是否研究成果可以應用於臺灣。感謝哈佛燕京社的贊助，我在1974-1976年完成《女工與臺灣工業化》一書。這可說是我做英國工業革命之紡織女工研究的臺灣版，也可算是臺灣女工研究的先驅。附帶一提，當時研究勞工問題仍是禁忌，第一年很感謝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的協助，居然讓我獲准進入高雄加工區做調查。第二年，透過我太太政大同學張忠本（臺大歷史系張忠棟教授之弟）之助，獲得遠東紡織公司少東徐旭東允准，至該公司做調查。還有一件趣事，某日我讀到某位勞工專家一篇臺灣女工的文章，論述內容與我的書很像，很訝異，最後讀到「黃富三的意見與我相同」一語，不禁啞然失笑。
接著我研究洋行，因緣是1979年我再訪劍橋，在大學圖書館讀到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檔案，內有臺灣相關之資料，一時手癢，乃進行抄寫工作。由於不甚熟悉當時的手寫與用詞，相當費力費時。後來我太太也去，一起輪流抄。因為資料難得，而洋行又少人研究，我回來後決定開始研究清季臺灣洋行。我先著手於較容易處理且較早設立的洋行，因此寫了幾篇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的論文。這應該是臺灣利用檔案研究洋行的開端，其後葉振輝、黃頌文等人也去劍橋蒐集資料，各自發表其成果，深信這一部分未來應該還有發揮的空間。
（四）霧峰林家研究耗去大半時間
我本來要向國科會提出新的洋行研究計畫，但只寫了幾篇文章後，約在1984年，被霧峰林家的後代林正方先生找去寫霧峰林家的歷史，而臺大土木研究所王鴻楷及其團隊則調查研究林家建築。這是因林正方先生看到美國學者Johanna Menzel Meskill教授寫了一本霧峰林家的書， 也想寫一本中文的林家歷史著作。由於林先生說他的手頭上無資料，於是我要求至少提供林獻堂日記才能寫，因此林獻堂之孫林博正影印一份給我。令人意外驚喜的是，我與臺大土木研究所合作研究的過程中，陸續發現大批的林家文書、地契，以及其它年份的林獻堂日記、玻璃底片等。然因資料太豐富，原本計畫一年寫完的書，被迫須分年分冊撰寫，至今已出版《霧峰林家的興起》、《霧峰林家的中挫》、《林獻堂傳》等書文。希望第四冊書在不久的將來亦能問世。
我從事霧峰林家研究的意義，不僅在於出版幾本著作，更重要的是，喚起學界對臺灣文書、檔案等資料的重視。以往不少臺灣史作品流於抄襲、人云亦云，以致不為學界所認可，現在已全然改觀。附帶一提的是，我所撰之霧峰林家的三本書先後都有人以巧妙方式剽竊。當然，學術著作原本希望有人引用，但絕非侵用，但願臺灣史學界與文史工作者自我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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