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世界史促成臺灣的興起： 從經濟史角度看

然而，1624年荷蘭人統治後，在短短不到四百年內，臺灣何以有飛躍式的進步呢？考其根本原因，實與荷蘭人所實施的重商主義有關，特別是1630年代臺灣出現之「農商連體經濟」，而這又與近代世界的全球化有關。我分成二大階段來談。

1. 第一波全球化與臺灣的興起：大航海時代

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來臨後，在葡萄牙與西班牙主導下，出現第一波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世界型資本主義。但至十七世紀時，荷蘭取而代之，成為最先進的海權國，向各地擴張商業勢力；1602年，設立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nnigde Oostindie Compagnie，簡稱VOC），經營亞洲貿易。1624年荷蘭占領臺灣後，在今日安平建商館，推動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因而啟動了臺灣的重商傳統。(註釋10)

首先，荷蘭人以安平為轉口站，設立商館，推動三角貿易。當時東亞最有價值的商品是中國的絲、日本的銀、南洋的香料，臺灣位於三地之中央，乃轉口貿易的適當據點。 (註釋11)在亞洲商館中，其獲利亦僅次於日本商館。此期因東印度公司派人常駐商館，貿易乃規律化，其規模亦擴大化，我稱之為旅舍型（Hotel）經濟，較前期之候鳥型貿易則大有進步。

接著，1630年代荷蘭人進一步發展貿易導向的農業，尤其是糖業。荷蘭人之發展臺灣農業，並非原始規劃，而是因應當時貿易環境之變化而採取之對策，即生產甘蔗與稻米之必要性。荷蘭人領臺初期，主要靠轉口貿易與鹿產之出口，然而，二者均有其侷限性，無法成為長期經濟發展的支柱。絲產品在轉口貿易上受制於華商之手，來源與價格無法掌握，獲利不穩定甚至不佳。(註釋12)

臺灣鹿皮是另一項重要商品，在日本具有極大的消費市場。因此荷蘭人領臺後，即鼓勵出口鹿皮，每年有數萬張輸出。1636年後，臺灣長官改為發狩獵執照予漢人。漢人以陷阱與套索式獵法，效率提高，鹿皮產量大增，品質亦較佳，(註釋13 因此出口量大增。但也因過獵，影響繁殖，導致鹿口大減。1639年，臺灣長官決定以每年7萬張為限發照。 (註釋14)此證明受制於鹿之自然繁殖力，鹿皮之產量有其限制，難以成為牟利之重要而穩定的商品。

荷蘭人深知糖有國際市場，原先自華南輸糖至臺，再轉銷日本、中東、歐洲等地。來臺後，發現安平港背後有廣大的嘉南平原、鳳山地區，其地形、氣候宜於植蔗，於是鼓勵漢人來臺拓墾，蔗糖、稻米業興起。至1630年代後，農產品逐漸取代鹿皮、絲品而成為最重要出口商品，農業與貿易結合為一體，我稱之為「農商連體經濟」。 米、糖乃植根於臺灣本土之產業，具有自主性與永續性，筆者名之為定居型（House & Home）經濟。

其後，明鄭與清朝沿著此一路線發展，但有二點值得注意：第一，米、糖為主的農商連體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成為臺灣經濟的骨幹。第二，稻米的重要性逐漸壓倒蔗糖而為第一大出口品，其中1700年代後之水田化運動最具關鍵性，臺灣成了中國的東南穀倉。

2. 第二波全球化與臺灣的壯大：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生產力大增，交通工具更大幅進步，尤其是汽船之出現，象徵新海權時代的降臨，因此出現第二波的全球化。西方憑船堅砲利與雄厚的經濟力大舉東來，執行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政策。臺灣孤懸海外，自然成為列強覬覦之地，傳統的米糖經濟遭遇危機。然而，洋商之來臺設立洋行，亦將臺灣產品銷往世界，反而成為新契機。

十九世紀後半，臺灣經濟面臨危機，至少有二因。第一為傳統產業的極限。至十九世紀，大平原已經開發殆盡，只餘零星之地。第二為市場因素。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五口通商，洋船自東南亞運米銷往中國，臺米遭遇競爭，臺糖亦因大陸糖之增產而受威脅。

危機亦是轉機，臺灣被迫做產業轉型。十八世紀後半葉，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大幅提高生產力，它亟需市場消化其產品，亦需進口生產所需之原料，因此全力向世界擴張，產生工業資本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中國、臺灣先後被迫開港通商。新海權時代來臨後，臺灣由於位居東亞航線要衝，又因產煤而受列強矚目。此外，山區特產樟腦、茶亦是重要國際性商品，二大產業乃崛起。

臺灣盛產的樟木，可為木料、船料，亦可熬製樟腦。樟腦原本用於防蟲、製香，印度的需求很大；後來用途逐漸擴大，甚至成為製造無煙火藥、賽璐璐、膠捲的原料。當時世界上只有臺灣、日本生產樟腦，其中盛產樟木的臺灣是世界最大的樟腦供應地，臺灣樟腦成為國際上半壟斷性的商品。

由於臺灣未開放通商，英商需要樟腦，因此常來臺私自交易。1858-1860年開港後，因應世界市場需求，臺灣樟腦之出口量不斷增加。在1864-1895年間，出口金額自70,464元激增至3,571,932元，增幅近50.7倍。臺灣樟腦在世界市場上具支配性地位，出口量較另一樟腦出口區的日本為大，(註釋16) 具有半壟斷性質，可說是一高獲利產品，裨益山區經濟甚大。不少人因此而致富，如霧峰林家、黃南球家族等。

茶業亦在1858-1860年開港後，由於洋行之向世界市場推廣，快速發展。英商John Dodd於1864年至淡水考察樟腦，1866年攜帶安溪茶苗來臺，並貸款農民栽培、製作，再將茶葉運銷澳門、美國，是拓展臺茶外銷的功臣。至遲在1867-1968年間，艋舺、大稻埕已設廠製茶，此即Formosa Oolong（臺灣烏龍）之起源。由於美國、歐洲市場大幅擴張，山區紛紛改種茶樹。但臺茶也因外銷情況大好，茶農競種而過剩，且有摻假情形，商譽受損、市場萎縮。臺茶原本即送福州混製為包種茶，1881年，同安茶商源隆號吳福老來臺精製，並銷往東南亞。因此，包種茶與烏龍茶並列為二大出口茶，量價俱增，凌駕閩茶。因茶業而獲利者除洋行外，尚有買辦出身的李春生與板橋林家等，茶農的生活亦獲得改善。

總括言之，在出口品中，茶增加速度最快，在1868-1895年間取代糖而為首要出口品。至於樟腦與煤之出口量，大致上呈現波動狀態。(註釋17) 由於茶葉大多產於北部山區並由淡水港出口，對北部經濟生活之影響特大，故美記者James W. Davidson指出，北臺之榮枯取決於茶業之盛衰。 (註釋18)

由上可見，臺灣的發展深受世界史的左右，而只要開放通商，臺灣就能以其多樣的地理條件生產具有市場性的產品，創造新經濟。在1895-1945年日本之領臺，與1945年至今中華民國之治臺，均持續地印證此一特點，雖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產業。

註釋11　曹永和，〈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1-36。另外，印度的棉布亦很重要，但與臺灣較無關係。

註釋12　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頁117。

註釋13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255-257。

註釋14　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261-262。

註釋15　黃富三，〈十七世紀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收入陳益源主編，《200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1-142。

註釋16　黃富三、陳慈玉，〈商業的發展〉，收入黃富三編，《臺灣近代史：經濟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頁334-335；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Yokohama Kelly & Walsh, 1903), p. 442;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清代臺灣之貿易與外國商業資本〉，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4），頁115。

註釋17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晚清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8），頁2-3。

註釋18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p. 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