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研究二二八的因緣

我在英國之所以選擇研究工業革命，不外乎「師夷長技以制夷」，期待未來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與列強一爭長短。還有，我到英國後，發現臺灣並未落後多少，而臺灣人（或中國人）比英國人勤奮，也不笨，深信一定可以迎頭趕上。我不脫當時的流行想法，認為中國之落後都是帝國主義害的，因此常批評列強，尤其是與近代中國關係最深的英國。有一次因中共鎮壓西藏並爆發中印邊界戰爭，英國人支持西藏、印度，我就痛批英國帝國主義干預內政，但被反問「西藏人是華人嗎？」又說：「你罵英國統治印度是帝國主義，那華人統治西藏人就不是嗎？」我愣住了，只含混辯說：「西藏自古是固有領土。」但我事後非常不甘心，決定蒐集資料，找機會扳回一城。於是，從十九世紀歐洲史追到希臘、羅馬、中古、近代政治思想史，沒想到我的氣勢反而越來越弱。因為我發現原來中國人基本上仍承襲秦漢至明清的專制帝國與華人中心思想，而西歐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歷經數變，已經蛻變為近代以人權為基礎的自由、民主社會。加上我在這五年與不同國家同學相處的經驗，逐漸體認建立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才是世界和平之基與人類之福。於是，我由極端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轉為自由民主的忠誠信徒。

我回國後，目睹身歷臺灣政治、社會的巨變，由威權走向民主，其中1987年之解嚴更是分水嶺。一般來說，學界多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專制傳統根深蒂固，民主幾乎不可能出現於中國，臺灣在短短幾十年竟然不流血地達成民主，讓我這個深知近代世界民主奮鬥血淚史的歷史學者既驚訝又興奮。然而，我也發現這些表面的改革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那就是族群猜忌與國家認同。1991年，行政院回應社會要求，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期能探究事件真相，我與賴澤涵（召集人）等五人應邀擔任執行小組成員。我從英國回來後，一直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問題的總根源，有如心臟病，不徹底治療，臺灣無法長治久安，因此義不容辭地答應了。令人欣慰的是，1992年2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後，社會大眾雖不同意，但可接受。其後政府也對悲劇之發生道歉，並立碑紀念，甚至成立基金會，對受難家屬進行補償工作，這些作為可說跨出了族群相互瞭解與官民和諧的第一步。我深信今日臺灣不經流血成為民主國家的經驗，已打破「華人不適合民主政治」的成見，未來將成為影響華人世界的典範。我作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信仰竟能在有生之年實現，何其幸運！何其欣喜！

由於二二八研究的開端，我也斷斷續續涉入戰後歷史的研究。如先後參加檔案管理局推動之二二八檔案與美麗島事件檔案的採集工作。在調查、交涉檔案移交過程中，幸蒙各單位的厚愛、協助，居然取得不少外界以為消失的檔案；國史館已出版不少其中之相關檔案，成為學術論文之重要材料。我自己雖忙碌，但也發表幾篇有關二二八與美麗島事件的文章，也算是另一類的成果吧！

（六）創設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因緣

1992年（可能是12月），張光直院士突然打電話找我，並造訪我家。原來中研院可能會成立臺灣史研究所，他希望我去接籌備處主任一職。我那時因太太剛過世，而且對行政事務也不甚有興趣，因此婉辭，並推舉他人。張院士稱，目前臺灣史學界老一輩學者的年事已高，而我算是比較資深的，又任教臺大臺灣史課程多年，理應出任。我答應考慮。不久，不知消息如何傳出，中研院、臺大不少人先後來勸，我因而寫信告知張院士，願意出任。這是1993年我從臺大歷史系調任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主任的由來。

由於我欠缺行政經驗，做起事來相當棘手，幸虧臺史所前身是「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原本就有一批研究與行政人員。他們主動協助，由下而上幫我很多忙。另外，當時臺史所之創立爭議仍多，幸虧諮詢委員均一時之選，又有張光直副院長之全力支持，總算安度草創期風風雨雨之難關。

籌備處成立前，「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原本就已進行古文書之採集、臺灣文獻之數位化工作，甚有意義，我自然延續並加重其工作，也有甚佳之成果。我做的比較有長遠性的事，是初步確立發展方向，即社會經濟史、族群史、殖民地史。當時因籌備處規模小，不像研究所有「組」的編制，因此先成立研究群，做為同仁切磋與發展之平臺。未料，中研院後來廢「組」而成立研究群，或許是巧合吧！如今本所研究群已增加文化史、環境史二群，並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差堪自慰。

從以上簡歷，約略可看出或必然或偶然之歷程，我從臺灣史出發，通過西洋史、世界史，又回歸臺灣史。這算不算另類的「鮭魚返鄉」呢？至少因為這個經歷，讓我瞭解臺灣史的發展深受世界史的影響，而其所以如此，又與臺灣的地理條件與歷史經驗有關。以下我談一下這方面的感觸，就教各方先進。

▲黃富三老師退休演講現場座無虛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