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最發燒發熱的電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的角色由凌波小姐反串，而「祝英台」則由樂蒂扮演，當時的街頭巷尾隨時可以聽到電影裡的曲調，也因為這部片子，造成黃梅調風行一時。「梁祝」的故事即使是現代社會的年輕人，應該也都耳熟能詳，片中的情節如果換成現代社會，一定會被斥為荒謬，不只祝英台為了讀書必須女扮男裝，現代人不能接受，她的父母用強迫的方法決定她的婚姻，現代人更不能接受。現代的台灣社會，幾乎很少人敢於挑戰「男女平等」的觀念，而且「自由戀愛」更是天經地義，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類的觀念，早就成為「迂腐」的代名詞。
古代社會要求女性不能拋頭露面、裹小腳，這樣的道德觀被現代人認為是落伍、歧視女性、不合人性，但是撇開數百年前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就以二、三十年前的台灣社會為例，「男主外、女主內」似乎是社會一般人的共識，在當時的鄉下因「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夫妻反而是少數，而且如果男女情侶公然在路上手牽手，會被大多數的目擊者批評為「傷風敗俗」。相對於現代社會的男女關係，包二奶、一夜情、網交、三Ｐ等琳瑯滿目的濫交、雜交的性關係，不要說用古人的標準，就以台灣社會三十年前的道德標準來看，現代人簡直就是「禽獸」。
道德標準不但會因為時代不同而不同，也會因為社會不同而不同，美國社會直呼父母的名字是正常的，但我們的社會認為這樣對父母不敬；西方社會異性見面用「擁抱」表示善意，在我們的社會如果這樣做，可能會被告「性騷擾」。改編自小說拍過兩次的日本電影「楢山節考」，先後由木下惠介和今村昌平擔任導演，今村昌平的作品在一九八三年得到坎城影展最高榮譽的金棕櫚奬。故事內容是描述日本古代信州的一個貧困的小山村，由於糧食缺乏，所以他們沿襲一個傳統，就是老年人如果到了七十歲，不論身體健康與否，都要被子女揹到山上等死，以免消耗糧食。這樣的行為如果發生在現在的台灣，不但子女會被左鄰右舍和社會大眾痛罵「不孝」，而且也一定會被控告遺棄，遭受法律制裁。
美國有一位非常傑出的女性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 1887-1948），她最著名的作品是《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在台灣一般比較熟悉的作品是她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是一本研究日本民族性的著作。潘乃德一生投入各種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原始民族，她得到的結論是：道德是每一個社會為了調適其生存環境的結果，由於每一個社會的處境不同，所以會產生不同的道德規範，因此道德是相對的。
道德是不是相對的？雖然這個問題在哲學上還有爭議，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和空間做一個限制，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討論局限在「我們的」社會、「現在」的道德規範應該是什麼，應該也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否則我們很難建立一個和諧、有秩序的社會。由於我們現在是一個自由、民主、多元的社會，似乎不能因為現在社會的道德出現問題，以為只要「恢復傳統文化、固有道德」就可以解決，事實上目前這樣的社會，如果要求大家回到古代的道德標準，不但不切實際而且也不合時宜，我們需要思考的其實是：一個自由、民主、多元社會的公民，需要什麼樣的品德，才能構成一個美好的社會？
當然這樣說並不是主張：古代的倫理道德和現代完全不同，而是強調每一個時代的特點不同，對品德的看法也會不同。根據當代倫理學者麥肯泰爾（Alasdair MacIntyre, 1929-）的分析，西方傳統對「品德」的主張有幾個特點：一、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荷馬（Homer）認為「體力」，而亞里斯多德認為「智力「是一種品德，這似乎很難被當代人接受。二、不只是不同思想家對德目的看法不同，而且對於哪些德目比較重要，也有不同的優先順序。三、品德和社會秩序的關係也因時代而有所改變，對荷馬而言，人類最卓越的表現就是勇士，所以他認為體力是一種品德；對亞里斯多德而言，理想的人格類型是雅典的紳士，而有些品德則是有錢人的專利，譬如：慷慨，顯然有錢人才能展現慷慨的品德；至於《新約》中的信、望、愛，則全部不在亞里斯多德的德目之中，而亞里斯多德所重視的「明智」，在新約中也未出現；而且新約認為「謙卑」是一種美德，在亞里斯多德的心目中可能是惡。
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正確的，面對我們社會目前道德教化的問題，只是空泛的高喊「加強道德教育或重視品德教養「是無濟於事的，最應該正視的是：針對自由社會的特質，找出這種社會的成員所必須具有的最起碼的品德，以及如何培養這些品德。
自由主義（liberalism）
當代自由社會憲政理論的建構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所以在探討自由社會所需要的道德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誕生不會早於十七世紀，一般認為，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是自由主義思潮孕育的溫床，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人類另一種解決人生幸福的思考路向。在希臘和中世紀，西方大多數重要的思想家都樂觀的認為，對於「何謂美好人生」，人類的理性會自然趨向於單一的解答，換句話說，對於人應該如何生活才能幸福、什麼是人生理想和美好的生活方式等問題，存在一個標準答案，只要人類的理智清明，大家對於這個問題會得到相同的看法，所以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促進這一個實質的人生理想和美好生活觀的實現。
這種對人生理想一元的思考模式，在當代則產生重大的改變，其中有兩個歷史發展深深影響當代道德和政治哲學的本質：（１）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它使中世紀的宗教統一分化而造成宗教多元化，其結果是形成其他方面的多元主義；（２）始於十七世紀的當代科學的發展。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促成中世紀那種權威、救贖、擴張式基督教分裂，然而由於人們對最高善的基礎是上帝的法令並不懷疑，其結果是同一個社會存在相對立的權威、救贖式的宗教，所以它們雖然在某方面不同於其原來的宗教，但擁有某些相同的特點：獨斷和不寬容。這種多元卻獨斷、排他的宗教態度，所造成的結果是不同信仰之間的尖銳對立，導致西方十六、七世紀長期的宗教衝突。
除了戰爭之外，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何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不外有兩個途徑：（１）人們找到一個共同的宗教信仰，在這個統一的宗教引領之下和平相處；（２）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主義就是認為統一宗教不可能產生，為了免於戰爭的威脅，而採用宗教容忍的方式解決對立和差異。
自由主義不只深信宗教的多元是不可避免，也認為人類對於生命意義、理想生活方式的差異，是一個永遠無法消除的事實，除非政府採取強制手段，否則很難達成一致的共識，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者否認存在一套價值理想，是每一個人追求幸福生活所必須。因此政府的存在和目的，不是為了實現某一個特殊的價值觀，而是要使擁有不同生命理想和價值觀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在保有其自主性的條件下共同生活。
由於自由主義認為美好人生很難找到一個單一的解答，所以重視個人自由，因為只有個人擁有自由，才能用自己的方式尋找自己認為最合適的生活方式，而不會受到他人的干擾。雖然肯定個人自由並不是自由主義的專利，但是自由主義強調自由這個價值和其他價值衝突時的優先性，自由主義反對以任何公共的目的或福利為理由，侵犯任何個人應有的自由權。所以在各種價值的排列秩序上，個人自由凌駕其他價值，只有為了自由本身，才能對自由加以限制。
此外自由主義受啟蒙時期之世界觀，以及近代科學發展的影響，認為人的理性能力足以建構一個有意義的人類世界，人可以不必依賴天啟，而發現人類世界的規律和基本規則，以預測未來、創造人類福祉，而且自由主義肯定每一個人原則上都有能力藉此理解世界，所以任何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設計，必須可以合理地說服生活於其間的社會成員，政治和社會的制度設計，原則上必須可以被每一個人接受。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認為政治和社會制度是一個完全透明的秩序，每一個具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任何公共政策制訂的理由，都可以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所認知和接受。
實際上自由主義已成為普及的思潮，在最根本的層次上它決定西方社會的態度和觀點，自由主義的許多基本假設已經深植人心，是西方人一般社會、政治和經濟上共同的態度。自由主義不只是西方最具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它的一些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多元、容忍等，也漸漸成為我們觀察社會和世界的方法，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已經被大家自然而然的吸收，而成為時代和社會的普通常識。
自由社會還需要道德嗎？
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社會即使缺乏良好品德的公民，只要制度設計完善，個人追求私利、不顧公益，也不會影響社會的正常發展，因為私利之間會互相制衡。但是自由社會實踐的結果，徹底否定這種只依賴良好制度的想法，自由社會公民只講「權利」，而不重視「責任」的結果，使自由社會在實踐層次出現許多的弊端，譬如：投票率低落、社會福利養成依賴性公民、環境政策的失敗、工作而不納稅、技巧性的逃漏稅或領取公共福利，這些都是因為個人主義造成的結果，個人主義使得自由社會良好運作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及公民責任喪失，這些弊病改變了自由主義者的觀念，現在的自由主義學者普遍承認：一個健康穩定的民主社會，不只依賴正義的制度，也依賴公民的品質和態度，所以政治理論不再只重視社會的基本制度和結構，也注重公民的品德和態度，學者稱這些公民的品質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以一個實際研究說明技巧性逃漏稅，根據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和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鄭保志的研究，我國在一九九八年所得超過八百萬元的人，有三個人未繳一毛錢的稅收，而二○○三年卻增加到四百人。相信這些透過「合法節稅」而分文未繳的有錢人一定沾沾自喜，他們大概不會想到「社會責任」這個問題。
再以健保制度為例，這個制度使任何一個人不論貧富，幾乎都有能力負擔醫療費用，因此全民的健康得以確保，所以是一個好的制度。但是現在健保嚴重虧損，幾乎快到無以為繼的地步，為什麼？因為人民缺乏公德，糟踏了一個良好的制度。很多人抱著「公家的東西就是沒有人的東西」，反正看病不用錢，就拚命看病，拿了一大堆吃也吃不完的藥，浪費公家資源；有些醫生要求病人假看病真刷卡，以詐取健保給付。這說明了只有制度而缺乏良好的公民品德，再好的制度也會被拖垮，所以健全的自由社會仍然需要培養公民良好的品德。
「核四」該不該建？
民國六十九年台灣電力公司提出「核能四廠第一、二號機發電工程計畫」，經行政院同意鹽寮為廠址，從此引發台灣社會二十多年的核四攻防戰。民國七十四年行政院長俞國華基於民眾對核電廠尚有疑慮，宣佈核四廠暫緩動工；八十一年行政院再度通過回復核四興建計畫；八十三年貢寮鄉住民投票，百分之九十六點四五反對核四興建；八十五年立法院通過廢止核四計畫案，但行政院提覆議案成功；八十八年三月行政院能源委員會核准核四建廠執照；八十八年五月民進黨取得執政權，於當年十月由行政院決議停止核四興建；九十年行政院宣佈核四續建。
其中民進黨政府在短短兩年間由停建到續建，損失超過數百億台幣，加上持續的抗爭、遊行等對立和衝突不斷，所耗費的社會成本更是無法計數。到底核四是否應該興建？支持興建者認為，核能燃料質輕、安全存量高、價格穩定、發電成本低效益高，興建核電廠可以使能源多元化，維持一定比例的核能供電，可以減少對石油的過度依賴，避免能源危機；此外核能供電能使國家電力供應具穩定性，可以促進經濟的穩定成長，而且核能發電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利環保。
反對者則認為，興建核四會破壞台灣北部惟一的生態資源和觀光資源豐富的地方，而且北台灣都會區疏散不易，核能安全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構成嚴重的威脅，此外台灣並不缺電，加上當地居民絕大多數反對核四興建；而更嚴重的是核廢料處理不易，在核廢料中有些輻射性高，而且半衰期可達十萬年之久，目前並無有效的處理方式。
對於反對興建者的疑慮，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在民國九十五年出席「國家永續發展會議」時公開表示，以前不能接受核能，多半基於安全及核廢料因素，但是現在核電廠對每個細節都可以監控，安全不是問題；而且提供核原料的國家如美國等，已經承諾願意回收核廢料，所以反核的理由降低。更何況目前台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高居全世界第三名，每年十二點四噸（美國十九點九五噸最高）遠超過全世界三點九八噸的平均值，李遠哲院長指出，由於京都議定書生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當務之急，而興建核四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他建議政府應盡速完成核四興建。
這個主張當然受到反核人士的批評，他們認為，全世界推動二氧化碳減量的方向是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和光電科技，而非推動核能發電，因此政府的政策應該是鼓勵節約能源，並積極開放光電科技和再生能源。
如果根據上述正反雙方意見的陳述，你認為核四廠該不該興建？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你覺得反對者的意見完全沒有道理嗎？
自由社會的特點
核四興建與否的爭議，不但使社會付出重大的有形代價，其間所造成的人民對立、政黨仇視、社會裂痕的無形損失，更是難以用金錢衡量。事實上台灣社會自由化以後，政治和社會上的各種抗爭、衝突、對立事件不斷，我們目睹「自由」所帶來的混亂和失序，核四是類似事件中持續最久、影響最深的一個範例。自由社會人民一定會這麼對立？社會一定這麼混亂嗎？當然不是。
根據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分析，自由社會有三個主要的特點：
一、合理多元的事實（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羅爾斯認為在一個基本權利受到自由制度保障的民主社會，會出現各種對立和無法妥協的宗教、哲學和道德主張，而且這種情況會持續存在，因為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人類理性運作的長期結果，所以衝突、對立的多元主張不可能立即消失。
羅爾斯進一步區分合理多元和簡單多元（simple pluralism），後者是指自由社會會出現不同的學說和主張，但是這只表示自由社會的意見和思想是紛歧、多樣，而只呈現各種學說的多樣性，並無法展現自由社會的特點，因為說不定在這些不同主張當中，只有一種是正確或有益於社會的，其他都是錯誤或有害的言論，所以也許政府或社會的多數應該設法去除其他不正確的主張，打壓異端邪說，最後將思想定於一尊才是正確的作法。因此如果學說只是「多」，並不能證成政府不應進行言論或思想管制。
所謂合理多元則強調自由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宗教、哲學和道德主張，不只是彼此歧異，甚至對立衝突，而這些差異的學說有許多種都是很合理的，所謂學說是「合理的「，是指支持者是基於充分的理由相信該學說，而且支持者的推論合乎邏輯、知識正確、人格沒有偏差。換句話說，如果自由社會必然會產生合理多元的現象，這表示我們必須承認和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不一定是建立在錯誤的推論、不足的資訊、偏私的心態。如果用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法就是：意見和你不一樣的人，不一定是「頭殼壞了」或自私自利。因此羅爾斯認為自由社會面對的課題是：在當代民主社會擁有合理卻不相容之宗教和哲學主張的前提下，如何產生一個使這些合理學說能共存、共同肯定憲政體制的穩定社會。
二、只有採用政府的強制力，才能維持人們支持單一宗教、哲學或道德學說的局面，也就是說，如果要思想統一，只能靠武力。西方中世紀以宗教審判的方式鎮壓異教徒、漢代的獨尊儒術、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背後都是用武力作後盾。
三、既然不存在所有公民都共享的單一學說，一個良好的民主社會需要一套大家都能接受、也必須遵守的共同規範，才能多元而有秩序。自由社會中個人的學說或思想可以對立或衝突，但是維持這種多元社會仍然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關鍵是：所有公民分享一個共同的正義觀念，透過這個正義觀念建構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各種制度，這些公共制度就是個人自由的限制，但同時也是個人自由的保障。
羅爾斯的理論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學說，它區別公共和非公共領域。在非公共領域中，每一個人都享有不受政府或他人干涉的自由，譬如：要和誰結婚、早睡早起還是當夜貓子、要不要讀大學、要不要多運動等，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這些都是個人自由的範圍，他人只能透過勸告或說服的方法，而絕對不能用強迫的方式，改變你的決定。而法律的規定就是屬於公共領域，法律限制你的自由，但是也使屬於你的自由不會受到他人的侵犯。事實上自由社會就是透過法律和公共道德，使充滿多元、差異的社會，能夠和諧、穩定、有序。
如果羅爾斯的論點是正確的，則自由社會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價值多元，只要人們普遍享有基本自由，在涉及宗教、道德、哲學判斷時，會產生不同的主張和想法是極正常的事，所以多元和差異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嗎？
以目前我們社會的發展狀態，大概沒有人會懷疑我們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但是如果用羅爾斯的標準來衡量，我認為我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多元社會。我們的社會雖然存在許多不同的主張和想法，但是這頂多是一種簡單多元。從人民對待不同主張者的態度，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一元」社會，我們的「多元」只是有很多個「一元」的那種多元，因為我們社會有相當多的人還沒有走出威權政治的陰影，還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真理」只有一個，而「我就是真理」，所以打壓不同主張就是捍衛真理，這樣的心態，當然是一元而不是多元。
一九九八年我因為投入台北市長選舉的助選工作，結果被對手指控為「新賣台集團」成員之一。指控一個人是賣國賊，是對他人格極大的羞辱，稍微有良心的人，都會慎重其事。如果政治立場不同，就進行人格上的抺紅抺黑，使他人承受精神上的折磨、恐懼和威脅，這種對待不同意見者的作法，其實和獨裁無異，因為除非用威權獨裁的暴力方式，才能統一思想，否則意見不同是自由社會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
台灣的人民之間會產生那麼多的對立和仇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認為自己的主張就是真理，和我不一樣的人就是壞蛋，對於壞蛋，採用羞辱、謾罵、攻擊、甚至於以極不人道的方式對待，都是正當的作法。把自己的同胞，只要想法不一樣，都當成「敵人」看待，這種人缺乏的就是「自由的」（liberal）心靈，這種人的心態其實就是獨裁者的心態，這種心態才是自由社會真正的障礙。
米蘭昆得拉在他的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惡特產的人，都看出了一個基本事實，罪惡的當局並非由犯罪分子們組成，而是由熱情分子組成的。他們確認自己發現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衛這條通道，竟可以迫不得已地處死許多人。後來的現實清楚表明，沒有什麼天堂，只是熱情分子成了殺人的兇手。」
這段話的意義應該很清楚，許多具有排他性的理想主義者，最後可能成為殺人的劊子手，因為他們自認自己的主張就是真理，所以用殺人的方式剷除所有通往真理的障礙就是合理的。所有的獨裁主義者，像希特勒、列寧、毛澤東，都是某種形式的理想主義者，而他們的排他性都是因為缺乏多元的心態。
雖然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的獨裁者一樣，透過武力的方式鎮壓異己，但是語言的暴力卻充斥這個號稱自由的社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愛台灣」這句口號。「愛台灣」已經成為政治上打壓異己最簡單、有效的方式，這個口號像是一道符咒，對「敵人」可以產生精神凌虐，對自己則可以消災解厄，只要給「敵人」貼上「不愛台灣」的標籤，就足以讓他們百口莫辯、寢食難安。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F. M. A. Voltaire, 1694-1778）有句名言，常被拿來當成自由社會的指標：「我不贊成你所說的，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嚴格地講，一個普遍缺乏自由心靈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多元社會，雖然我們的制度確實是一個自由的體制，但是我們的人民心態和素養卻是威權、排他，換句話說，我們缺少的是自由社會公民所應該具有的道德，因此我們離真正自由多元的社會，還有一段漫漫長路。
什麼叫做「容忍」？
總結前面所說的，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最主要的關鍵並不是制度，而是公民道德，一個健全的自由社會，大多數的公民需要具有適度的公共道德，我認為第一個需要培養的道德就是容忍差異，因為它是使多元差異社會能夠長期維持秩序和穩定的惟一處方。
「容忍不同意見」這句話，在我們的社會並不陌生，政治人物也常常公開強調這樣的想法，但是現實社會中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為什麼？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對「容忍」的精神缺乏瞭解；二、對「多元價值」缺乏深刻的認知。
「容忍」一個人或一件事，背後隱含的心理狀況是：為了避免進一步的衝突，容忍者是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現狀，所以「容忍」通常是出現在優勢一方，如果「我容忍你」這句話出自一個弱勢者口中，顯得有點怪異，譬如：一個高頭大馬的大漢在黑夜暗巷持刀搶刼，被搶的夜歸女子交出自己的錢包時，如果說：「我容忍你的行為。」這是很荒謬的，因為她根本就沒有「容忍」這名搶匪的實力。由於弱者沒有能力征服對手，所以弱者避免衝突或進一步受害的方法，不是撤退就是求饒，只有強者的退讓才叫「容忍」。
台灣的政治人物常常在自己處於弱勢時，才高喊「容忍不同意見」的民主大道理，希望用「民主」搏取對手的寬貸、社會的同情；但是當自己居優勢時，則會搬出另一塊民主招牌「少數服從多數」，要求對方俯首就範。「容忍」在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只停留在口號階段，就是因為大多數人並沒有體會到：它不是外在的工具，而是一種內在修養。有能力打壓對方卻不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風度、一種品格。
每次立法院重大議案的表決，呈現的就是一個缺乏容忍的政治，當電視畫面出現有人霸佔主席台時，一定是優勢者想要「強渡關山」。而弱者用這種方式抵制，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容忍，因為這是表決人數的少數，希望在比「力」上展現強勢的一種作法。
民進黨內有些人士常常把台灣的民主成就，全部歸功於他們的努力，這也證明所謂的「民主人士」不能理解「容忍」對自由民主的重要性。民國六十八年的「美麗島事件」應該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中最關鍵的一個事件，以當時國民黨強大的政經實力、龐大的警察和特務系統以及民意的普遍支持，如果蔣經國當時下令重懲施明德等「首惡分子」，台灣的民主發展根據保守的估計，至少也會延遲二十年。蔣經國當時絕對有能力重創「黨外」，但是他採取的方式是「容忍」，有權力者能夠壓制自己的權力，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這是台灣自由和民主發展的重要契機，蔣經國對民主的貢獻不應該被完全抺煞。
所以一個人有沒有民主風度，最重要的觀察點是：當他具有絕對的優勢壓制不同意見者的時候，他用什麼方式對待他人。因此「容忍差異」是自由社會成熟人格的必要條件。其實容忍不同意見只是民主社會公民最起碼的品德，如果我們期待一個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們的公民就不只必須容忍歧見，而且更需要進一步彼此能相互「尊重」。但是以目前的台灣社會，如果能夠把「容忍」內化成公民的一種品格，已經算是一項成就。
什麼叫做「多元價值」？
涉及好壞、美醜的判斷，我們稱為價值判斷，有些哲學家認為價值判斷不同於事實判斷，「蔣介石是一個大壞蛋」是價值判斷，而「地球是圓的」則是一個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好像比較主觀，因人而異（當然也有哲學家認為價值是客觀的，但是至少認為「有些「價值判斷是主觀的應該比較可信），張三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大壞蛋」，李四可能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而事實判斷則是客觀的，如果李四不同意張三「地球不是圓的」的主張，只證明李四缺乏知識，並不能改變「地球是圓的」之客觀事實。就是因為有些價值判斷會因人而異，所以多元價值在一個人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想法的社會，似乎必然是一個常態。
核四的爭議是呈現合理價值觀多元的一個好例子。雖然我對核四廠興建與否缺乏足夠的知識，所以對這個問題保持中立，但是由於大多數自認為具有「進步」思想的人，基本上是反核的，所以我要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替擁核者辯護，藉以說明多元價值的深層意義。
反核人士最大的憂慮就是安全，他們認為一旦發生類似車諾比爾的核電廠事故，將會造成極嚴重的生命威脅。「安全」確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並不是絕對的，開車、坐飛機、游泳、登山、打球、跑步甚至決定和誰結婚，哪一樣是百分之百安全？即使在路上走也不一定安全，因為可能碰到警匪槍戰，不小心被流彈打到，也可能被酒醉駕車者撞個正著。甚至待在家裡也不一定安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晚間，華航一架班機從峇里島起飛，即將降落中正機場時，在桃園大園墜毀，其中有六人在地面上被飛機撞死，這就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人生就是冒險，沒有人因為「安全」的理由而不從事登山、開車、打球、游泳等行為。譬如說，如果一生都關在牢裡，一定比在實際生活中過日子安全，但是有人會選擇坐一輩子牢嗎？當然不會，因為除了「安全」之外，「自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人們寧願享有自由而願意在生活中冒險。
此外，如果「安全」這個價值得到適度的保障，相對的，其他的價值會變得比較重要，譬如：如果飛機失事的機率是千分之一，當然很少人會選擇搭飛機，但是如果失事率是幾千萬分之一，即使搭輪船的安全度是飛機的兩倍，相信幾乎所有去美國的人都會選擇飛機，因為這時候「時效」這個價值比「安全」重要。譬如另外一個在當代受到重視的價值是「環保」，但是這個價值也不是絕對的，否則最能實現環保的作法是：回歸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為了過比較「好」的生活，相信大多數贊成適度的犧牲一點「環保」是合理的。
每一個人的人生其實都是不同的價值選擇構成的，有些人為了錢，肯卑恭屈膝、備嘗羞辱；有些人為了尊嚴，即使挨餓，也不食嗟來食。安全、自由、效率、尊嚴、財富、權力等，都是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哪一樣價值最重要？哪一樣應該優先？恐怕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擁核者認為，核電廠的安全度已經相當高，所以經濟發展比較重要；反核者認為安全仍有疑慮，而且電力供應並不成問題，況且可以發展替代性能源，所以反對興建核四。這難道不是仁智互見？
當然反核者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核廢料處理的問題，因為核廢料中有些元素的半衰期高達數萬年，所以核電廠對下一代的危害至巨，所以擁核者不是沒有良心就是不關心下一代。
但是這樣的指控似乎也忽略擁核者的思考邏輯，他們當然知道核廢料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然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一百年前女人生產像過鬼門關，因為如果胎兒的胎位不正，可能導致母親難產而死；但是以現在的醫療技術，嬰兒要在哪一個時辰出生都可以隨心所欲。根據這樣的邏輯，隨著經濟持續發展、科技研究不斷突破，難道不可能有一天核廢料的處理根本不成問題嗎？
如果反核者能夠細心聆聽擁核者的推論，也許就會發現擁核者並不是沒有良心，也不是腦筋有問題，一旦興建核電廠，擁核者和反核者所冒的風險其實是一樣的高，他們為什麼願意承受這個風險？只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反核者不同而已，並不是他們的價值觀是錯誤的。
我的結論是：不論擁核或反核，其實都有一套合理的說法，在一個價值觀多元的社會，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價值上的衝突，幾乎無法找到一個標準答案，因為這些價值觀雖然不同，但都是合理的。當一個人深刻體認到：一個想法和你不一樣的人，可能是一個腦筋清楚、推論正確、正直、善良、誠懇的人，他的主張也有一定的道理，只是他的道理你不能接受時，就應該比較不會把「不同」解讀成「敵對」，比較不會用「仇恨」對待「差異」，因此也比較能夠體認「多元價值「的意義，以及容忍的必要性，願意學習和不同想法的人和平相處。
容忍差異才是自由的心靈
從上述的推論，應該可以清楚說明，為何自由社會需要具有容忍品德的公民，因為「自由」一定會導致「多元」，而「多元」一定會產生衝突，解決衝突的方法除了戰爭，就是「容忍」，只有容忍才能保障多元之間和平共存。因此自由社會合格的公民，不只是法律上年滿二十歲、沒有褫奪公權，而必須是品格上能夠容忍差異，容忍差異等於尊重別人的自由，只有這樣才能使自由社會持續保有生機和活力。所以能容忍差異的人，才具有自由的心靈，才是真正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