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那位牧羊人，擁有這樣一枚隱形戒指，你會不會做同樣的事？在現代社會中，如果你擁有一枚隱形戒指，既不必偷，也不必用搶的，你會不會去銀行「拿」錢？會不會去珠寶店「取」走昂貴鑽戒？會不會大搖大擺走進心儀已久的異性家中，滿足你朝思暮想的情人夢？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辯士認為，只要擁有一枚隱形戒指，日常生活中的有道德的人和沒有道德的人，都會做同樣的行為：滿足所有個人私欲的行為，「道德」就像一付枷鎖，禁錮的是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狂野的私欲，一旦去除枷鎖，最真實的人性會如脫繮的野馬一樣，為所欲為。
道德是一種壓力
我上「倫理學」課的時候，幾乎每次都會問學生：「有沒有人喜歡吃蛋糕？請舉一下手。」當然有人會將手舉起來，而且表情自然輕鬆，覺得老師怎麼會問這種無意義的問題。接著我會問：「有沒有人喜歡同性？也就是說有沒有人是同性戀者？請舉一下手？」這個問題通常不會有人舉手，即使台大校園早就有同性戀的社團存在，但是在教室這種半公開場所，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仍然有很大的心理壓力。一個喜歡吃蛋糕，一個喜歡同性，為什麼同樣是「喜歡」，卻會受不同的壓力？因為喜不喜歡吃蛋糕和道德無關，沒有人會認為不喜歡吃蛋糕是無恥。但是喜歡或不喜歡同性，儘管我們的社會已經相當開放，這仍然是一個和道德有關的問題。同性戀者在以往保守的社會中，被認為是變態，甚至是妖孽。
道德是人際之間的產物，兩個人以上才會產生道德上對錯的問題，道德問題是規範性的問題，所謂「規範」就是規定和限制，違反道德就是違反規定，所以違反道德會受到他人譴責的眼光，也會受到自己因道德教化所產生的良心折磨。譬如一個喜歡阿諛奉承的人，除非厚顏無恥到了極點，否則也不敢到處張揚說：「我喜歡拍馬屁。」因為「拍馬屁」和「吃蛋糕」雖然都是個人偏好，但後者可以理直氣壯的承認，而擁有前者這種偏好，如果讓別人知道，自己會感到羞愧，因為這種偏好涉及道德。如果哪一天「同性戀」和「喜歡吃蛋糕」一樣，被人們當成純粹是個人喜好、無關道德，同性戀者就可以大方出櫃，而不會遭遇任何異樣的眼光。
同樣的，如果「說謊」無關道德，說謊的人也不會在說謊時會產生不同的心理變化，測謊機也就失去功能。因此一個行為是否合乎道德，會影響到行為者的心境，因為道德具有規範作用，只要活在社會上，任何人在道德上的表現，必然會成為他人對「這個人」進行評價的最重要依據。所以通常從事不道德行為的人，也會盡量掩人耳目，因為這是見不得人的事。
任何一個在正常社會、正常家庭成長的人，從小就會受到一些道德教化，所以道德對任何人都會具有一些無形的壓力，就是因為道德對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約束力，所以柏拉圖筆下的辯士才會認為，只要擁有隱形戒指，沒有人會在乎道德或不道德，因為隱形戒指的意義是：即使從事不道德的行為也保證不會被人知道，因此也絕不會受到任何外在的道德制裁。至於內在良心的制裁——在一個道德教化逐漸口號化、功利價值觀主導的社會，比起不道德可能得到的巨大利益，內在良心的聲音實在微不足道，就像在一場眾人嘶吼的狂歡舞會，誰會聽得到角落一名弱女子被暴徒欺負的求救聲？
道德既然是一種束縛，聰明的人們為何要自設枷鎖？為何不追求自由、解放、不受限制、為所欲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人性和道德
《理想國》的辯士會認為只要擁有隱形戒指，原來有道德的人也會變得不道德，這裡面蘊涵兩個意義：一、道德只是一種工具，如果有機會，沒有人會為道德而道德；二、人性是利己的。這兩層意義加起來，等於宣佈：人其實是衣冠禽獸，道德只是美麗的外衣，人內在的真實本性充滿了貪婪、自私的獸性。由於道德會產生外在的懲罰，使得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不敢違反道德，因為違反道德在一般狀況下對自己比較不利，但是一旦有了隱形戒指，就可以保證外在制裁不會發生，內在的獸性自然就原形畢露。
據統計，台北市每天有數百萬輛的摩托車進出，由於數量眾多所以違規比較不容易遭到取締，因此台北市的摩托車東鑽西竄，穿梭在「禁行機車」道、違規轉彎、闖紅燈等情節，是天天發生、人們司空見慣的事。但是如果在一個有警察指揮交通的十字路口，摩托車騎士也會遵守交通規則，因為這種情況下違規會受到立即的制裁，聰明人不會做這種不利自己的行為。
「守法」當然是一種道德行為的表現，有一個方式很容易測驗一個人是否為道德而道德：半夜兩點鐘，如果你開車經過一個亮著紅燈的路口，沒有警察、也沒有照相裝置、四下無人，你闖不闖紅燈？通常的答案是：不闖是笨蛋。如果這個答案是大多數人「心中」的答案，這證明《理想國》的辯士對人性的假設是正確的，一個人把道德當成目的還是工具，最簡單的測試方法就是：當沒有人知道你違反道德時，你會不會違反道德？譬如：在半夜僻靜、空無一人的巷道，你看到地上有十萬元現鈔，你會據為己有？還是送交警察局？
當然有人會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隱形戒指就是要保證你所做的行為，百分之百不會有人知道。當然也有人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但是這類說法只適用於相信鬼神存在的人，對於許多不具有宗教或來世信仰的人，這些說法都擋不住內在的貪婪。
雖然傳統的儒家信仰主張人性本善或向善，但是中國民間家庭中一般的道德教育方式，背後的精神卻是「隱形戒指」式的，中國的父母告誡子女不能做壞事，說法常常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這種運用懲罰的方式從事道德教化，就是把道德當成一種工具，把人性看成利己。其實儒家思想強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慎獨」的道理，都和「隱形戒指」的精神相通，只是儒家過度強調人類善性的「擴而充之」，「惡」的防範通常不被當成道德教化的重心。這造成道德要求曲高和寡，民間家庭普遍把道德工具化、功利化，這其實是目前我們社會道德教育失敗最大的癥結。
如果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聖賢，當然道德教化就應該要求每一個人都努力成為聖賢。這樣的想法在中國社會從科舉考試以來，就成為政治上公開宣揚的標準，而且成為決定一個人功成名就必須遵守的規範。在這樣的「普世」價值觀之下，如果有人公開表示不願意成為聖賢，人們的評論一定是：「這個人自甘墮落。」但是成聖成賢談何容易？因此大多數人學會的處世哲學是：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這也可以說明為何自古以來最重道德教化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反而比較多是客套虛偽的深層原因。
如果看過每年大學聯考高中生寫的作文的人，一定會覺得我們的下一代充滿了希望，因為字裡行間洋溢著「愛國愛人」的熱情和價值觀，大概沒有人在作文中表示自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大壞蛋。但是高中生心裡非常明白，他們所寫的是社會要的「標準答案」，是給閱卷老師看的，而不是他們平時要做的。這份虛偽來自對道德存在之目的的無知，就是這份虛偽使我們的道德變成口號，也使從事道德教育者充滿無力感。
我們實在需要重新正視人性。
道德教育不是為了製造聖人
對於人性，雖然西方也有思想家主張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譬如：十八世紀出生於瑞士的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但是在談論道德存在的目的和起源時，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認為人性基本上是利己的，不只柏拉圖《理想國》中的辯士持這種人性觀，十六、七世紀英國一位重量級的哲學家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更是這種觀點的集大成者。
人的本性到底是善還是惡？這恐怕是一個得不到定論的問題，但是比較可信的說法是（套用當代一位哲學家的說法）：人的利己心具有宰制性，也就是說人雖然也有利他的傾向，但是人性最顯著的部分是利己。另一位當代學者稱這種人性特點為「有限的同情心」，也就是說大多數人自然的傾向是：比較關懷自己的需求和利益的滿足，而比較不關心他人需求和利益的滿足。我們民間流行的俗語「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的想法，顯然比較接近這種人性觀，而和主流儒家「性善論」或「向善論」的想法牴觸。
如果人類的同情心是有限的，而維持人類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也是有限的，人們自然就會因為求生存而產生衝突，學者稱這種處境為「人類的困境」（human predicament），而道德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人類存在的這種困境。如果這種說法是可信的，那麼道德教育的目的就不是為了培養聖人，而是為了一般人如何和他人和平相處，因此社會上任何一個人，只要必須和他人互動、進行人際往來，必要的道德要求，是人際和諧、甚至社會和諧所不可缺少的。
上述道德存在的目的只是一個簡略的論證，下一章我們會有更細緻的討論，但是從這個簡略的推理至少可以澄清一件事：道德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寫作文時的虛妄口號，更不是拿來供奉的教條，而是我們生存的工具、過日子的方法，不用這種方法過日子，我們等於選擇衝突而不是和平，沒有和平我們不可能心安，「平安就是福」，每天活在不安當中，怎麼可能幸福？
道德不是聖人的事、不是寫作文用的，而是每一個人的事、是日常生活中每天要去實踐的事，亞里斯多德說美德是幸福人生的必要條件，就是這個道理：有道德不一定幸福，沒有道德一定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