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演講之三
　邢義田／一篇遲交的作業：遙遠的參照──秦漢與羅馬帝國

今天我是抱著學生的心情來報告。當年受到杜老師的影響，走上和許多同學不一樣的道路，到國外去學西洋古代史。杜老師一直鼓勵我做比較歷史研究，但我明白這並不容易，後來成了西洋史和比較史學的逃兵，投入秦漢史研究。

不過，面對許多中國史上的問題，常常會想到地球另一端的地中海世界：他們是否有類似的問題？他們又怎麼看待和解決這些問題？有時不免會相互參照，希望能更突顯出它們各有的特色。我深知這種對照和比較其實十分粗淺，也有其侷限性。如同我今天的演講題目，好似一幅潑墨山水，遠遠對照一看，似乎有些相像，但近看之下卻充滿許多差異。儘管明知問題很大，今天還是硬著頭皮向杜老師繳交這份不夠周延、而且遠遠遲交的報告。

題目為「遙遠的參照」，不僅是空間上的遙遠，也是時間上的遙遠。俗話說：「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秦在一統中原以前，華夏大地也早已經歷商、周，甚至更早的夏代的統治，累積了上千年的政治文化傳統。秦一統後的統治體制，有些是戰國時秦制的延續和擴大，有些是秦始皇的創新，更有些部分繼承周制。秦一統天下後，進一步將郡縣制擴大到全帝國，這可說是戰國秦制的延續和擴大。秦始皇創造了「皇帝」這一新頭銜。此外，他承用某些周以來的傳統，例如沒有放棄自周以來的天命觀，也沒有放棄周以來天子的稱號。他相信自己像周人一樣擁有天命，是靠老天爺的支持得到天下，並不覺得自己統治的正當性是來自被統治的齊民百姓。這種自商周以來的天命觀，主宰中國最根本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格局，長達三千年。

正因為如此，古代中國雖曾經歷不少學者所說的「軸心時代的突破」，卻不曾出現「公民」和羅馬帝國的統治形式。羅馬帝國繼承的是一個地中海世界存在已久的城邦傳統，這個傳統主要由希臘城邦建立，城邦的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管理城邦的正當性來自所有公民的同意和承認。城邦的管理者應由公民推選，管理規則或法律須由富於管理經驗者組成的長老會議提出，並經全體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同意。這種對統治正當性或權力來源的看法和政治體制，造成了古代地中海城邦世界和古代中國根本性的不同。

古代中國完全不同。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都是大一統帝國，但背後的政治文化傳統和對權力正當或合法性的認識可以說南轅北轍。另外，在權力運作的特色、官僚機器和人力物力控制、帝國防衛與政策、百姓的地位和角色與文化政策等各方面，兩者亦是大相逕庭。

秦漢影響後世中國極為深遠。秦帝國的官僚體系是從春秋戰國時期發展擴大而來，已經過長期試驗。秦在征服過程中，以法為治，提高效率，體系趨於完善。秦一統中國後的官僚制度，相對於當時世界上其他統治體系，無疑是最嚴密、最龐大、也最有效率。漢制承秦，但漢人記取秦朝短命的教訓，刻意除去了秦制中的嚴苛，增多了合乎人性的成分。尤其是在儒生士大夫成為官僚的主流以後，大力強調仁民愛物，以鄉舉里選、辟徵等不同方式，賢良方正和孝廉等名目，制度性的吸收社會菁英進入統治階層，大大緩和了社會上下層之間潛在的利益衝突和矛盾。因為這些改進，自秦漢以來的政治體制才能大體維持了兩千年。

羅馬人沒有像秦漢一樣，留下可長可久的官僚體制。羅馬帝國崩潰後，沒有人再能用羅馬人的方式統一地中海世界。不過羅馬人建立的和平（pax Romana）和寬容的文化宗教政策提供了基督教成長的溫床，也成就了以羅馬為首的教會體系。基督教會主宰歐洲上千年，這個影響不可謂不大。此外，羅馬自共和時代以來，經無數皇帝、律師和法學專家不斷努力，建立起從理論到實務兼具，十分完善的法典以及司法體系，奠下西方法治的基礎。這個貢獻無與倫比。

在場諸位見證了我以學生的身分宣讀這份報告，向在天上的杜老師繳交一份遲交的作業。謝謝。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弱水

臺大歷史系舉辦今天這場研討會，目的在緬懷杜老師，並回顧、探討他畢生的學術成就。承甘主任指定我主持綜合討論，非常榮幸，不過在座貴賓中有許多杜老師的同輩學者和親炙甚久的學生，相較之下，我對杜老師的認識，實難望各位之項背。

先略談我與杜老師的淵源。我是在1974年進入臺大歷史系的，杜老師同年赴英國研究一年。杜老師原來在系上開授大一必修課「中國通史」，所有歷史系學生都會上到他的課，而我應該算是臺大歷史系第一批錯失杜老師開課的學生，未能親聆教誨。

杜老師從英國回來後不久，1977年，即轉任香港大學教職，我和老師在臺大重疊的時間只有一年，大學時代好像只看過他一次。那次是一群同學正好經過溫州街老師家，有人說杜老師從香港回來，想和老師打招呼，就去敲門，杜老師聞聲出來和同學們示意，我就這麼遠遠的看到了老師一眼。不過我終究有機會和杜老師相識，二十餘年前，我在溫哥華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書，杜老師已和家人在溫哥華附近定居，我和杜老師、師母和杜宗蘭女士碰過面。事後回想，這是很難得的機緣。

在學術方面，杜老師對近幾十年臺灣的史學風氣影響很大，這可能不在杜老師的計畫和意料之中，但事實即是如此。以我個人而言，我很早就對歷史有興趣，但在就讀臺大歷史系之後，有幾件事是始料未及，甚至令我吃驚的。其中之一是我方知世間有所謂「史學方法論」，研究歷史竟然必須講求方法，要作知識上的反省。另一件則是世間有所謂「漢學」，即使研究中國史，也不能自限於中文世界，而需要熟知外語──特別是英文，作世界的學問。這兩者恰好和杜老師的學術關懷有極大關係，他在第二本專著《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即顯現這樣的傾向。

剛才古偉瀛老師指出《史學方法論》出了十九或二十二版，這個現象充分反應了臺灣的史學風氣。我想說的是，這個風氣的一個重要創始者，其實就是杜老師本人。

接著，在開始綜合討論前，先請專程從香港前來的黃啟華先生發言。

黃啟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我受師母和宗蘭之託，整理了老師的著作目錄，也將遺稿帶來臺灣，並有幸參加這個追思會。

我和老師結識的經過十分奇特：1982年我還在念中學，常在各個書店買書、看書，那時用40塊港幣買了《史學方法論》，是我一週的午餐費，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杜維運」。念大學時，我常常翹課，一個人去釣魚，想想問題，老師習慣在我釣魚的地方散步，因而相識。大三時我選修了「長篇論文」一課，老師便是我的指導老師。我本來不會說普通話，老師在香港大學教書時不會說廣東話，所以當年跟隨老師念書是用筆談。本科畢業後，老師說我可以念碩士，於是就跟著老師繼續念。1988年老師從香港大學退休，我改由臺大來的何佑森老師指導。

特別一提的是，老師期望《中國通史》能再版，望國人重視國史，前幾年已為此寫了序言，手稿則送了給我。

老師的個性天真樂觀。有一次在溫哥華，我們相約早上十點去喝茶，一碰面，他就從袋子拿出紅酒，還叮嚀我不能告訴師母。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很懷念老師。

後記︰老師在港大上課也不帶筆記，但旁徵博引，不失一字，為同學敬服。

楊永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我為老師的過世感到非常難過，大學時修過老師三門課，「史學史」、「學術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老師的記性非常好，但直到我自己開始教書了，才體認學者上課不能單憑記憶，因此更敬佩老師認真備課的熱情。

杜老師的脾氣非常溫和，對學生的詢問很有耐性，總是面帶笑容。遺憾的是，我和和老師的合照不多，與老師一同喝酒談天的場景，至今還歷歷在目。老師遺稿的整理和出版，是後續重要的工作。在此希望師母和家人能平復心情，好好生活。

（編按：楊老師無法前來，特地預錄影片以致感懷之意。）

王德毅（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認識杜大哥是在民國44年，因為彼此的家鄉近，幼時際遇相似，所以很談得來。民國48年，他碩士班畢業，我大學畢業，當年臺大歷史系的畢業通訊錄我還留著。杜大哥84歲過世，算高壽，其實也是件高興的事。前些天遇到老同學黃培教授，他因事不克前來，亦託我轉達哀悼之意。希望杜大嫂能好好照顧自己，平安愉快，注意健康，也希望大家多珍惜自己身邊的老伴和老友。

同學提問／邢義田老師答覆

周樑楷老師帶領修習「近代西方歷史意識」課程的學生與會。有學生請教邢老師，羅馬帝國有別於秦漢帝國，並無全國性的官僚組織，管理是建立在個別城市的自治上，何以我們會把「擴大城邦」的國家形態稱之為「帝國」？兩者若能比較，又該如何去定義「帝國」？

　張哲郎（政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我常自稱是杜老師「黃埔一期」的學生，但應該算是黃埔二期，許逖、張元、阮芝生等人才是真正的一期。

杜老師說話有山東口音，第一次上他的課，我聽了極為親切，因為我的中學老師也是山東人。老師記性很好，上課從不帶筆記，卻能一直抄黑板，滔滔不絕。我幾年前退休後，把當年上課抄的筆記拿出來看，多是趙翼《廿二史劄記》書中的，內容都不會錯。前些年和老師一起去墾丁玩，老師可以一邊聽歌一邊將文章背下來，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得極為精準。

杜老師去英國前，已經有人介紹師母和杜老師認識，但師母一直說他長得像孔子，不喜歡。而且師母當時在國防醫學院工作，追求的醫生眾多。杜老師到英國後，早先寫的幾封信，師母都沒回應，反倒是師母的父親回了信，所以師母常說杜老師是和她父親談戀愛。後來杜老師和師母在臺大體育館結婚，那場婚禮空前絕後，錢思亮校長之後不敢再外借體育館舉辦婚禮。令人訝異的是，新娘師母進場，我赫然發現師母的父親就是我的中學老師！記得師母父親上課總是西裝筆挺，每次領帶都不一樣，英文好，日文更好。老師和師母的良緣，就是由師母的父親所促成。

大家都知道杜老師愛喝酒，但他絕不強迫別人喝，我愛喝酒也是老師教的。

杜老師的身體其實相當好，很少生病，幾乎沒有住過院，師母也非常重視老師的健康，每年回臺灣都會做全身健康檢查。因此當我接到老師住院的消息時，十分驚訝。不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老師走得無牽無掛，我想老師的家人都能看得開。希望師母之後多回臺灣和老朋友相聚。

許逖（臺大歷史系系友）

我十五歲當兵，後來受傷退伍，又去打魚打了一年，回頭念書，才進了臺大，成為杜老師黃埔一期的學生。在臺大，我最聽得下去的就是杜老師的課，且在校園裡舉目無親，下課常去找他談天說地。認識老師53年，吃了三次杜家的喜酒。以我對老師的瞭解，老師從不爆粗口，是位謙謙君子。且他從不記仇，不搶功勞，幾乎所有的同事都喜歡和他相處。老師個性極為敦厚，曾受到某些人排擠，最後卻出面為他們排解困難，這和錢思亮校長的教誨有很大的關係。老師一生坦蕩，不計名利，有美滿的家庭，就像紙條中的遺言，他感謝師母、家庭帶給他的幸福快樂。作為學生的我們，也為老師的好命和運氣感到安慰和高興。

接著師母「點名」嵇若昕老師發言。

嵇若昕（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華岡博物館館長）

我高陳院長一屆，和同班的楊肅献老師剛好是杜老師「中國通史」的最後一批學生。我後來所學偏向藝術史，大學時史學方法課的報告是關於毛公鼎的銘文，老師給我很多鼓勵。民國80年我出了第一本書《器物藝術叢談》，請老師寫序，老師一直很照顧學生，二話不說就幫我寫。序中提到藝術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提到很多歷史研究都忽略圖像，未來應該多多注意「看得到的歷史」。

對於和老師相處的點滴，有非常多的回憶，相信在座各位都有屬於自己和杜老師的回憶。

聽到大家都提到杜老師愛喝酒的事，杜師母說：「我明天要把家裡的一個保險箱打開，已經三十年了，也沒什麼好鎖的。裡面有一張紙，是關於杜老師發誓戒酒的，現在也沒用了，所以說男人的話真是不可信！」（全場哄堂大笑）

最後陳院長和甘主任簡單的總結。這場紀念學術研討會除了紀念一個時代、感嘆世代的交替外，也懷念杜老師在世的種種美好往事。此外，杜老師遺稿的後續整理和出版，非臺大歷史系可獨力完成，有賴各界參與和協助。會議到此圓滿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