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於1955年，與我的同齡人一樣，經歷過大陸的各種政治運動。 因母親在區鎮工作，我從小由住在農村的外婆帶大。1959-1961年，大陸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不夠，很多人吃野菜，不少人餓死。記得當時各地興辦人民公社，農村以生產隊為單位辦食堂，吃大鍋飯。大人都下地幹農活，吃飯時間到了就敲鈴，家戶裡老人或小孩端著瓦盆或提著小木桶去打米飯或稀飯。

1961年9月，我剛滿六歲上小學，農村裡稱為「發蒙」。外婆家附近的幾個村子，多是姓徐的人家，有一個徐家祠堂，我們就在祠堂裡上課，正殿與兩邊廂房裡各有一個班，大約二三十人，從家裡帶來長板凳當桌子，環境很艱苦。那時候上學，天不亮就要起來，準備上早自習，從外婆家到徐家祠堂不太遠，大約兩里路，我和鄰居的孩子們一起走，天朦未亮開始走，到祠堂剛好天亮。早自習大約一小時，然後放學回家吃早飯。那時候農村裡的大人，天未亮就要起來種地，勞動一陣子後回家吃早飯，所以我們也就先上早自習再回家吃飯，吃完早飯，再去上課。上午一般是四節課，一節課四十至五十分鐘，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學校睡午覺。下午一般是三節課，包括課外活動。放學回家都要列隊一起走。因為大人從農地裡回來都已經天黑了，吃晚飯一般都很晚，所以我們（多數孩子都是這樣）放學之後，要幫家裡做事，或下地做農活，如收割莊稼、除草，或撿麥子、摘棉花、打牧草、餵養牲畜（牛、羊、豬），還要幫忙家裡打柴火、洗菜、洗衣服等等。

我在徐家祠堂讀了三年的書，四年級以後，就轉到生產大隊辦的完全小學。我們那個生產大隊很大，有十三個小隊，一個小隊約四十戶，有兩三百人，十三個小隊有兩千多人，所以完小規模就大得多，應該有三五百個學生。完小建在第九小隊，離外婆家比較遠，有兩公里多，每天來回要花不少時間，所以經常有學生在路上打架，或躲在河邊蘆葦裡玩耍逃課。因為外婆家家教很嚴，我從來不敢做這樣的事，甚至連想都不敢想，當然也不會告發那些逃課的同學，怕惹來麻煩。

▲徐少華老師「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論」上課實況 （攝於臺大文學院文十六教室）

我在完小讀到五年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那時候高年級的學生都出去串連，我剛上六年級，還太小，就待在家裡。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停課兩年，之後就復課鬧革命。1969年初，我們這所完小加辦了初中班，我們就地跟著上了兩年初中。文革期間學了一點語文、數學，外語完全取消，另外要學工、農，參加各種生產勞動，比如修水利等，因為那時大陸農村開始推廣一些小型機械，我們還學修理拖拉機、柴油機、電燈等，基本上是半農半讀，即上半天讀書、下半天勞動。

初中學校的校長和部分老師受過四五十年代的教育，因而我在語文和數學上還保持了基本的學習進度，外語、物理、化學完全不學。1971年，我又上了我們公社裡的高中（當時每個公社──現在改為鄉鎮──可以辦一所高中），一個班大約50多人。這所高中較遠，有十幾里路，必須住校，禮拜六下午可返家，禮拜天下午回學校報到。那時要自己帶被子、衣服、米，有時候還帶些鹹菜，如辣醬、泡菜、蘿蔔乾之類。

暑假一般從7月20號到9月1號，共有40天左右，同時要留幾位同學看守學校的財物和農場的幾畝稻田。1971年暑假，我參加留守，和我一起留守的一位同學拼音字母學得不錯，而我小學拼音字母學得不好（當時在祠堂上初小沒人教），於是利用勞動和休息時跟著那位同學學習中文拼音，至今受益匪淺，是難得的機遇。

從小學到高中，我的成績一直是班上最好的，雖然文革期間耽誤了幾年，但基本的文史學得還可以。當時我最喜歡的是數學，往往老師教前幾章時，我已經把後面的都算完了。數學之外，次喜歡的是語文，這兩科為當時的主課，也是我最好的兩科。我讀高中時，已經是文革中後期，學校恢復學外語，所以老師教我們一些簡單的語法和句子，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 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等。

文革期間，小學變成五年、初中變兩年、高中為兩年，總共九年，1978年之後又恢復成十二年制。我讀初中的時候還沒改制，同時因為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總共算起來有三年半，高中就只讀了兩年，最後半年在母親工作的小鎮上讀。

雖然我從小跟著外婆在農村長大，但我的戶籍一直跟著母親（當時的戶籍一般都是跟著母親的），算是城鎮戶口。依據當時的政策，高中畢業後，農村的子弟回家種地，城鎮裡的孩子要上山下鄉，所以我畢業後，就和最後半年的幾個同學一起下到小鎮附近的生產隊勞動。因為我長期生活在農村裡，一般農活我都會做，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困難，只不過是從一個村子轉到數十里開外的另一個村而已。

高中畢業後一起下鄉的同學有二三十人，都是基層幹部或職員的子女。我們「金沙大隊」有四個生產小隊，每四、五人下到一個小隊，我們初始在生產小隊幹了一年農活，第二年大隊辦了一個農場，種棉花、稻穀、茶葉、桑樹等，還養了幾匹馬做副業（跑運輸），所以春天就採桑養蠶、採茶製茶；夏秋收麥子、種水稻等，冬天平整土地、修水利或做一些雜事。當時生產大隊辦農場，將知青集中起來管理，主要是因為有人向國家主席毛澤東上了一封信，說自己的兒子下鄉之後，連吃穿都沒辦法自足，於是中央政府改變政策，把知青集中起來，辦林場、農場等，彼此照應。我們下鄉的第一年還沒有這樣的政策，第二年就開始了。農場的工作比生產隊裡輕鬆一些，二三十個年輕人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也比較有生氣。

我們在農場裡什麼都學，什麼都做，我還當了一年的出納。年終結帳，全公社裡上百出納、會計人人都差帳（欠款），唯獨我的帳上還多出幾塊錢（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錢放在裡面稀裡糊塗沒有弄清楚），得了表揚。另外還放了近半年的馬，有一次騎馬差點摔成殘疾，幸虧當時年輕。這都是一生難忘的經歷。

我到生產隊時近十八歲，待了兩年多，1975年──文革結束的前一年，生產隊開始推薦我們這一屆上大學。雖然是推薦，還是規規矩矩地走過考場考筆試，但不公佈分數，由內部掌握。我因為家裡沒有過硬的關係，未能錄取，被分配去縣裡的師範學校。當時很氣憤，因而沒有去那間學校，留在農場繼續勞動、上山伐木等，又做了半年。

1975年底，我被招到縣裡的國營小機械廠，只有家裡背景不好的人被分去。之後一年內，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相繼過世，文革結束，大陸全面發展經濟、工業，我們的廠雖小，工作量卻迅速增加。廠裡的一臺核心機器是50年代從匈牙利進口的數字銑床，需用對數來算齒輪掛合，因為我的數學不錯，所以廠裡派我去跟著師傅學操作，學了約半年差不多出師。因師傅年紀大退下來做產品檢驗，就把銑床的主要工作交給我；不久，場裡又要我帶了一個徒弟一起做。1977-1978年，上級對工業生產要求高，任務很重，我們的機床在廠裡舉足輕重，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都是24小時不停機。我和徒弟輪班，我從晚上八點上到早上八點，徒弟從早上八點上到晚上八點，當時年輕，這樣的工作還撐得住。

一直這樣上班到高考前兩天的晚上，主管生產的副廠長對我說：「徐少華，你後天考試，明天放你一天假複習」，我才有了一天的緩衝時間。在這之前，我都是八點下班後先吃早點、洗澡，大約九點睡到下午兩三點，起床複習功課，其間還常常被中午下班的同事吵醒，下午七點四十左右就要去交接班，只有千方百計地爭取時間讀書。我從小就不愛四處晃，在工廠的近三年，有時間就看書，還訂了幾本文學雜誌，累積了一點基礎，加上有同學找了一些相關的複習資料兩人輪流用。因環境不允許，沒法找老師補習。1978年高考科目似為四門：政治、語文、數學，還有歷史和地理的綜合。我是縣裡文科第一名，分數能上武漢大學；同時也非常慚愧，數學是我的強項，但考得太差，至今耿耿於懷。

與中小學同學相比，我算是幸運，24歲趕上了大學的末班車。我過去的同學當時年齡偏大，絕大多數都沒能上大學──我那一屆幾百位同學只有零星幾位考上，其餘的現在或在農村種地，或在外地打工，或已經退休養老，兒孫滿堂，其中不乏成績優異者，但錯過了上大學的機遇，真的很殘酷。

多年的農村、工廠生活，確實耽誤了大量可貴的時間甚至青春，但從另一方面講，又是一種特別的經歷，鍛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社會能力和意志，同時也是一股動力。後來我在國內、國外長期的學習、工作中，不管是在大陸還是港、臺，在西洋還是東洋，每當遇到困難時，想起當初那種環境，就感到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自己去勇敢面對和拚搏，真還沒有過不去的河。我經常戲言，現在的獨生子女應該要像他們的爸媽或爺爺奶奶那樣到農村、工廠去鍛鍊，不然多是「八旗子弟」。

▲徐少華老師與「楚文化探索」修課同學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