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在學校裡學了很多書本知識，但還需要實地摸索，比如從事田野調查，把握地理環境的變化；又如認器物、認陶片等，都不是短時間、或書中可以學會的，因此在碩士班和博士班階段一有機會就到考古工地或田野鍛鍊。一般而言，碩一博一因為有很多基礎課程，沒辦法離開學校；課修完之後，在寫論文前，只要有適當的考古工地，老師就要求我們去實習。我研究所時攻讀歷史地理，但大學時學考古，研究應該按照早年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將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相結合，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當然，要把考古材料研究得很詳細、準確相當困難，所以需要時常關注考古資訊，把握新材料。在剛出版的一部文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的後記裡，我提到這些年來的研究，都是在二重證據法的指導下進行的。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盡可能準確把握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不做簡單的拼接附會。如果我這些年能有一點成果，就是因為一直密切關注考古的新發掘成果。在文獻方面，先秦兩漢所有文獻都認認真真讀過一遍，一些較重要的文獻如《左傳》，則從頭到尾細讀過兩遍，做了不少讀書筆記。因在文獻方面下過功夫，一旦有什麼考古新發現，我就可以連繫到相關的文獻記載，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辨析、梳理。

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周代南陽盆地諸侯列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當時美國學者蒲百瑞（Barry Burden Blakley）和武漢大學的老師有較多的交往與合作，來做過多次訪問、演講，看了我的論文感到興趣。1980年代後期，他們組織了幾位美國學者，計畫合寫一本研究楚文化的書，希望我1990年赴美參與這個計畫，在楚文化與考古的部分給予幫助。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大陸和美國的關係比較緊張，對赴美人員的審核步調放慢了一些，所以我直到博士畢業後才去美國，待了一年，即1992年秋到1993年秋。研究小組除了我之外，另外八、九位執筆人都是西方學者，每個人負責一章，我負責寫第二章「楚文化的考古學分析」。這本書就是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1999年由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出版。

▲Defining Chu

在美國的一年，由於Seton Hall University的圖書館資料不夠多，所以我們時常到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查資料，也和兩所大學的學者們有些往來。工作小組裡，有來自賓州大學、哈佛大學的學者，他們出席會議時也會帶著我一起參加，因而接觸到一些歐洲、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等地的學者。在回大陸前，還利用開會的機會，特地到哈佛大學拜訪張光直先生。這一年間，對美國學界在中國上古史和考古方面的研究情況有了更多的認識，也和歐洲、日本的學者有了初步聯繫。

我去美國時是講師，1993年回大陸，那一年6月升了副教授，1997年3月晉升教授，同年7月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機會，在那裡受到較多的鍛鍊，尤其是許多世界知名的學者到哈佛去演講，趁這個機會和他們有了往來。我在哈佛的那一年，《郭店楚簡》出版，哈佛燕京學社的負責人杜維明教授組織一個研讀班，我因此多待半年，還應邀到耶魯、芝加哥、達慕思等學校演講。後來受耶魯大學之邀，又在那裡住了兩個多月，於1999年初回到武漢。2003年秋，應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計畫之邀，又到耶魯大學將近一年，待到2004年夏天，其間先後訪問過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賓大、康乃爾、洛杉磯、柏克萊、史丹佛等大學。在外面訪學的幾年間，確實少了一些時間專注在我的研究上，不過除了在英語上有較大的進步外，在視野上也開闊許多，知道哪些學者從事與本領域相關的研究，也見識到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路徑，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對日後的教學、研究，以及指導學生方面都有很多幫助。

▲徐少華老師應邀於「中國古代文明新探索系列演講」主講 「安徽蚌埠雙墩與鳳陽卞莊兩墓銅器及文化特徵──關於年代與史實的再認識」 （2011年12月10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