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大學時，有個口號：「科學的春天來到了，大家要努力學習，為建設祖國的現代化，貢獻自己的光和熱。」那時學習的熱情前所未有，社會條件也逐漸變好，大家都拼命唸書；尤其當時大陸一大批學界老先生還健在，給了我們很多提攜和幫助，也是我們比較幸運的地方。我讀大學期間，每個假期都會在學校裡多留一段時間，寒假一直到春節前幾天才回家，過完年馬上又回學校。有一個暑假（大約四十天）沒回家，留在學校多學點東西；有一個寒假則是準備考研究所，沒有回家過年。

大學四年學得還不錯，我們愛學，老師們也愛教，學風非常好，沒有任何做假的風氣，大家都一心一意讀書，同學間互相幫助。那時的政策也比較好，學生不用繳學費、住宿費和生活費，完全是公有制。公有制現在看起來不太好，但人要吃得飽穿得暖，才能用心讀書。很多農村的同學說，學校生活比起家裡要好得多。在那樣的風氣下，大家都是拼命學習，哪能不出人才呢！

大學期間，因為我身體不太好，平時都是早上六點半左右起床，去跑步，在標準四百米的操場跑四到八圈。學校也鼓勵學生積極運動，每個系裡都派體育老師指導，督促學生早上做早操、跑步。跑步之後就到山上或樹下（武漢大學在珞珈山上，到處有樹林）讀外語，然後回宿舍洗把臉，再到食堂打飯吃，基本每天如此。下午五點鐘就不再讀書，參加課外活動，或跑步、打球，最常打羽毛球、排球，也打籃球。每天鍛鍊兩次，早上半小時跑步，晚上一小時運動。四年的大學過得緊張而有秩序，生活還不錯，身高還長了一點。以前讀高中學的英語很少，大學拼命補了一些。

大學畢業的時候要考研究所，現在研究所有推薦和考試兩種入學辦法，那時候只有考試。我的年紀在班上中等，有些同學因為文革時沒辦法學習，上大學都已經三十歲。其中有些人功課比我還好，因為年齡、家庭的關係都不想或不能再繼續唸了。我相對年輕一點，還沒成家立業，就考了研究所。當時大學畢業生工作很好找，尤其像武漢大學這樣的好大學，所以有些同學年齡雖然不太大，但也想出去工作。當時我們班上有二十個同學，報考研究生的只有兩個；我考上武漢大學，另外一位考到北京大學。 我的本科學考古，當時本專業沒有碩士班和博士班，不能招研究生，所以我報考了歷史地理專業，導師是石泉先生（1918- 2005）。石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歷史地理，重點是先秦到漢魏六朝的荊楚地理。石先生早年跟著陳寅恪、洪煨蓮讀書，後來這些老先生受到批判，他也受到一些影響，所以想盡量和政治隔得遠一些，躲避政治風浪的衝擊，於是選擇了中國史早期的歷史地理研究，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當時石先生想招幾個學考古的學生，利用出土材料解決先秦歷史地理的有關問題。

碩士讀了三年，一方面有老師的認真指導，自己也下了一點苦功。老師的指導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方法上的指導，二是學風上的要求，再是言傳身教，這幾點使我們受益終身。方法上的指導，就是訓練我們如何讀書，如何理解、怎樣思考問題，有些問題平常不明白，老師指點後恍然大悟。學風方面，有些人盲目讀書，或是讀一些不好的書，或隨意寫文章，不求創新，老師們很嚴格，甚至是「苛刻」，導正我們的學風。大學的時候奠定了學術的基礎，後又跟著石泉先生讀了三年碩士、五年博士，才真正進入研究的領域，漸漸懂得如何選題、如何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如何找材料、分析材料、如何運用材料解決問題。研究時代較晚的歷史，材料比較多，要注意的是如何選擇材料、解讀材料、運用材料；做上古史，材料本來就不多，還涉及到材料的真偽辨析，有些材料非常難懂，涉及到正確理解的問題；理解之後還要知道如何運用。在這些方面，老師都是親自指導，一個字一個字地批改作業，有時弄得我們這些「大」學生滿臉通紅、無地自容，但又不得不敬佩先生的良苦用心，此情此境，至今歷歷在目。那時除了指導老師外，系上不少老師都有很深的學術根底，學風相當嚴謹，修他們的課也學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識。

遺憾的是，現在的學生少了我們當年那份「殘酷」，也少了我們那樣的「福分」。就我自己而言，也沒法像當年老師對待我們那樣對待自己的學生了，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平庸者多，成材者少，也不知道日後如何去面見我們的先生。

▲徐少華老師與「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論」修課同學合影於臺大文學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