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內外
前兩場演講，分別以香港新界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宗族與社會為題，說明我在華南地區的研究成果與心得。今天則是進一步談論這樣的區域研究怎麼延續下去，同時，在比較大範圍的視野中，華南與華北等地區的特點又各在哪裡，而這也是我長期以來思考的問題。
我常遇到別人請我說說其他地區是什麼樣子，雖然我沒有辦法回答未經研究過的地方是怎麼回事，但是這個比較的問題非常重要，我一直放在心中。現在我就以自己近年來在廣東以外地區做田野調查的研究心得，與大家談談不同的區域之間到底有什麼異同之處。
我同意歷史研究是一分證據講一分話，但是我們應該多問幾個問題，如此展開的歷史研究才有意義。就好像我雖然無法回答華北地區是什麼樣子，或者華南地區是不是「典型」這類問題，但還是可以去思考類似的問題。這就是我開始比較華南與其他地區的核心想法。當然，研究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引起別人的興趣。特別是從事地方史研究的人，要想和別的領域的歷史研究者一起討論，便必須使用一些共通的概念與語言。其後，在很多人做了不同地點的研究後，大家就可以比較不同地方的歷史，進而得知大環境的歷史變化。
要開始觀察其他地區的歷史之前，必須對自己的研究區域有深入的理解，最起碼要做到有辦法判斷某個現象跟自己看過的是否一樣或不一樣。首先，我以在華南看到的社會面貌為例。在華南一帶看到的「單姓村」，這個印象其實是來自村中最重要的建築物──祠堂。就好比第一次演講已經提過的霍韜宗祠，那個建築是給人看的，你看了就會知道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村民會講出共同祖先傳統的論述，而這句話的意思，重點其實是在講社會中的控產、祭祀中有相同之處。那麼，祠堂出現以前的華南社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從明代理學家陳白沙（1428- 1500）兄長的祠堂變化得知。這座陳家祠堂建於明初，裡面只供奉五代以內的祖先神主牌，並不是放很多代祖先牌位的家廟。顯然在明末大禮議改革開始之前，祠堂中的祖先牌位大概也只有放到五代。這個祠堂也不是真的家廟，其實只是間家族的房子，因為一般來說，家廟是不在墳墓旁邊的，按規矩應該建在鄉村的中心。陳家祠堂旁邊有墳墓，所以可以知道這是大禮議以前興建的祠堂，與大禮議後所出現的那些家廟有所不同。除了宗祠的變化以外，我們也可以從北帝廟看到，華南一帶在建家廟以前，是把不同姓的人放進一個祠堂供奉，並不是像大禮議後出現的單姓祠堂。
在廣東西部、閩南、臺灣等地，看到的情況又有些不同。廣東以北的江西等地，看起來與華北地區比較接近。可是，即使我們看起來不同，對當地人來說，他們還是認為自己做的這些事情，與華南的宗族建構是一樣的。以我在江西流坑村的田野經驗得知，所謂的「合爨」，常常是我們的誤解，其實那是指宗族每年有一天或兩天在一起吃飯，並沒有說所有人每天都在一起共食。除了家廟與宗族之外，觀察這個地方還有好幾種線索，例如道士的儀式與經典，同樣也是他們連結國家正統性的重要線索。 |
▲江西流坑村的傳統建築。
（科大衛教授提供） |
溫州則有大禮議中另一個代表人物張璁（1475-1539）的家廟。我找到張璁自己寫的族譜，他在族譜中宣稱，因為過去的譜牒無存，所以製作一個八代的族譜。跟霍韜的情況一樣，族譜最多只能找到前面幾代，這也意味著，顯然他們原來沒有族譜，所以只能往前推幾代。至於張璁為什麼能夠往前推到八代，其實是因為往前推五代的祖先，在他某位叔叔的祠堂中可以接得上，所以他再根據這個親戚的神主牌，推斷出八代。張璁建了這個家廟以後，周圍地區的人也開始模仿，建立宗族的祠堂。顯然，溫州一帶的家族制度是張璁創造出來的「傳統」。
不過，這些地區也不完全只有家廟，在地方志記載中，我找到徐溥（1428-1499）的例子。徐溥模仿宋朝范仲淹（989-1052）的義田法，並且向戶部提出申請，希望皇帝能夠同意他在地方上施行義田，好讓縣裡先立下條約管理，以後再登記田地。戶部給他的回覆則是，近年來已經很久沒有人做這種事，但是皇帝還是表示同意。顯然，徐溥所為非明制，而是宋制。由此可知，制度其實一直在變。
此外，當我們看祠堂時，必須注意其中的安排。例如一般祠堂沒有放祖先的像，只用牌位，這是按照朱熹所講的制度。至於塑像，只在逢年過節時才需要拿出來。若祠堂中有佛像，則可能與明代以前的佛教傳統有關，表示這裡本來大概是墓地，而且是早期的祠堂，不是明代大禮議以後建造的家廟。
繼續前往廣東西南的雷州半島一帶，又可以看到神明與祖先混在一起的情況。在這一帶廟宇旁邊的碑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姓陳的，而他們所祭祀的神明雷祖也是陳姓，因此被當地的人視為祖先。 |
▲廣東雷州半島雷祖祠（科大衛教授提供） |
| 這個現象和珠江三角洲的情況不太一樣，珠江三角洲的祖先與神明分得很清楚，而雷州一帶則是把兩者混在一起，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地方有不同之處。祭祀雷祖的雷祖祠前還有些塑像，與廣東一帶的冼夫人廟前面的塑像一樣，反映的是這些移民們打敗當地土著的由來。另外，華南地區的道士系統分為閭山派與正一派，這兩種派別的儀式與經典，其實分別代表著兩種傳統。因此，宗教儀式的觀察也值得我們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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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近年來在貴州的農民家中找到了大量的契約，這是因為開始有人來當地伐木才出現的。地契的產生，代表這一帶的山林資源有利可圖。這個現象發生於清代，因為帝國長期以來對木材的需求量大，到了清初已經砍伐到貴州一帶。另一方面，在這些地方看到的服飾，我們以為是苗民服飾，其實原本都是漢人的衣服，原住民本來沒有這種衣服。雙方通過商業貿易等交流，才出現這類文化上的改變。我們還可以注意到有關白帝天王的傳說。白帝天王被說成是龍王的兒子，但是講來講去都只有提到母親，後來才說出他的父親是條龍，且與河流有關。這個與龍及河流有關的傳說，其實是在講與母親、地理環境和土人的關係。此外，這種傳說也反映了當地把祖先跟神明（龍王）混在一起的現象，與雷州半島十分相似。 |
▲上圖：廣東雷州半島雷祖祠前塑像
下圖：廣東冼夫人廟前塑像
（科大衛教授提供） |
關於上述的這些現象，可以從華德英教授的理論來解釋。所謂的大傳統，其實就是地方社會與明代制度的連結；至於「他者」，則是反映與宋代制度的連結（如下圖）。
這些不同的現象，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很多轉變其實是在原本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層新的東西。從道教與朝廷的關係來說，例如正一派注重地方祭祀，所以宋代有天后的傳統，朝廷開始加封地方神祇。但是明代不實施這一套辦法，而是要證明與朝廷有關的正統性，因此透過祠堂，說出一套講求忠孝兩全的論述。
過去在珠江三角洲，其實有神也有祖先，可是明代毀淫祠的時候，地方神的地位不保，所以地方上就把它改為祠堂。宋代的辦法則是掛上一個匾額，證明其為皇帝敕封的廟宇，就可以解決問題。我們從上述這些地方與國家正統掛勾的辦法進行比較與分析後，便可以進一步推斷，珠江三角洲普遍出現的祠堂，顯示這一帶的社會型態到了明代才建立起來。
釐清上述問題後，接下來要追問的是，地方社會是什麼時候成為國家的一部分？例如什麼時候進入國家的範疇，什麼時候認定自己是朝廷的一部分，以及國家到底是用什麼辦法把地方吸納進來。我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從地方社會見到國家擴張的歷史過程。那麼，我們就可以藉由觀察周遭地區，思考國家的範疇或制度到底是什麼。想要明白國家在哪裡，必須在地方周圍進行考察。所以透過地方歷史的研究，核心的問題是去探求明代是如何，或者清代是如何。這就好比考古一樣，你必須辨認發掘出來的層位是清代的社會，還是明代的社會，甚至是宋代的社會。即使華南地區都可以分成三個區域類型，一個是神明跟祖先不分，第二個是以祠堂為主，第三個則是佛寺跟祠堂合一的類型。
相較於華南地區，我認為華北地區的重點是佛寺。以山西省的公主寺為例，華北的鄉村社會中沒有像華南的那種家廟，社會中最重要的是佛寺，佛寺中的尼姑也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不過，在華北地區還是可以看到宗族跟祠堂，只是祠堂不是拿來祭祀祖先的，他們是在一塊布前面祭拜祖先，也就是所謂的「影堂」。影堂上面畫出一個家廟的樣子，共同擁有一張這樣東西的成員，就是一家人。這裡的墳墓本來沒有碑，一塊碑所代表的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族。這批人對於祖先的概念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族，他們知道有人開始建造祠堂，但也可以用臨時的佈置來代表，如「影堂」之類的方式便是如此。 |
▲華北地區的「影堂」（科大衛教授提供） |
從這些現象來看，我認為華北基本上是佛教的社會，不是國家範疇的社會。從碑文的內容來看，佛教制度是可以變成宗族的，所以，這裡的歷史應該從佛寺的歷史去探求。無論如何，華北地區的宗族發展也同樣有其過程，這裡只有少數人才有建家廟，大部分的人是靠「影堂」來劃定家族的範疇。
明清時代建造家廟的辦法，到了民國以後又出現轉變。地方上開始熱衷的活動不是建祠堂，而是圖書館。這些圖書館也講求規格、制度，就好像族譜與祠堂一樣；同時，常常也可以見到裡面放了一個鐘，作為現代化的一種象徵。
隨著時代的不同，地方社會也出現不同的面貌，值得我們繼續探求。地方上這些不同辦法，其實反映出他們連結到不一樣的傳統。依此聯結出來的傳統，便與其他地方在不同時間點連結的社會型態不同。最後，我們畫出來的地圖，便會是一個圈一個圈、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疊上去的形式。
總的來說，我們應該更努力地思考問題，才能從各種線索追尋過去的歷史與社會面貌。其次，不同區域的比較，能讓我們找出國家範疇到底是什麼，在不同區域發現看似不同的辦法與儀式，背後反映出的共通點其實是這些人透過什麼樣的傳統與國家正統連結。最後，地方與國家的連結，是許多層次交錯在一起的過程。我們所看到的某種現象，背後可能包含了多種傳統。 |
▲民國14年建成之「司徒氏通俗圖書館」
（科大衛教授提供） |
（演講時間：2009年5月18日。臺大歷史所博士生陳志豪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