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三角洲宗族社會的演變
本次演講接續上次主題，並擴大範圍，討論華南珠江三角洲地區宗族的形成及其演變過程。
珠江三角洲地區在宋代以前的地理面貌和現在差異極大，許多地方當時都還在海裡，我們現在看到的陸地，都是河流不斷從上游帶來的泥沙持續堆積而成。在這段過程中，河道與海岸線都歷經變化。宋代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區大半仍是化外之地，政府行政力量所不及。不過從唐末五代杜光庭（850-933）的《洞天福地記》看來，至少在宗教的天下觀裡，廣州早就是天下的一部分，已進入宗教的地圖中，位置在第七洞天羅浮洞的附近。 |
▲科大衛教授（左）與主持人陳弱水教授。（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另外，當地有個南海神廟，是唐朝皇帝祭祀南海神的所在，這也證明廣州早已透過中央與各地神祇的宗教聯繫，納入中國的領域之內。
宋代以及之前，當地主要的建築物是佛寺，許多人捐錢買地、建廟，因此佛寺擁有廣大的地產，這與明清以降華南地區遍佈祖先祠堂的宗族社會面貌迥異。這段演變的開端是文字和學校，大約都是從宋代開始，之後歷經了明初的里甲制度和嘉靖年間的禮儀改革，皆為當地社會發展、改變的重要關鍵。
|
▲蘿崗鍾氏昆山祖祠堂，石鼓及博古瓦脊保存完整，現為水西村幼兒園。（科大衛教授提供） |
文字的作用可以從當地客家人的族譜中一窺究竟。他們許多先祖都使用「郎名」，這是師巫所度的法號，與道士師徒間法力的傳承有關，所以祖譜中早期幾代祖先都是法名，後來越來越少，變成普通習見的漢人名字，甚至開始排字輩，這也顯示從法力到血緣的一種轉變。至於學校在當地的出現，源於北宋在各地建立府學，廣州在草創之初，甚至以西城阿拉伯人居住區內來歷不明的夫子廟為學校之址。
再過百年，我們可以看到十三世紀時以儒學聞名的方大琮（1183-1247），到此地任官，設法行鄉飲酒的典禮，經過持續發展，至宋末時，本地已出現讀書人及讀書的傳統。到了元代，當地的儒學中斷，於明代重新恢復時，士人已開始宣稱儒家傳統是他們從來都有的了。
明初朱元璋（1328-1397，1368即位）籍天下戶口，我們從祖譜中可以看到當地人民登記里甲的情形，以及他們設法逃避力役的種種辦法。通過里甲制度，政府承認並收編了地方社會。而里甲制度影響所及，也造成有登記的民籍與沒登記的瑤族之分別，可見中國少數民族並不是血緣上的不同，而是官方行政體系的作法與定義所致。可以說，明代的稅收與里甲制度影響了族群身分的認同。
珠江三角洲地區祠堂、家廟之興建，與明嘉靖年間的「大禮議」事件有關。當時支持嘉靖皇帝的五位大臣中，方獻夫（？-1544）、霍韜（1487-1540）、湛若水（1466- 1560）三人都是廣東人，民間祠堂的興建和他們的政治動向息息相關。
 |
 |
▲霍韜在其《霍渭崖家訓》中繪有〈合爨男女異路圖說〉。
（科大衛教授提供） |
▲《霍渭崖家訓》記載「報功最」之法。
（科大衛教授提供） |
按中國傳統規矩，平民祭祖的權力與祭祖用的建築物之興建是受到限制的。霍韜只是高官而非貴族，卻在家鄉興建祠堂，這個行動與他們這一派的政治立場有關。因為嘉靖皇帝講孝道，興建家廟變成表達孝道的方法。為了支持皇帝以及做為一種黨派符號，這群大臣率先在家鄉建家廟，成為當地最早一批不具貴族身分而建家廟者。後來其他人知道法律改了，建家廟祭祖不再是貴族的特權，也都紛紛群起效尤，廣建祠堂，之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祠堂就越來越多了。
建祠堂需要資金，這涉及宗族的控產功能。在公司法尚未出現的年代，當時人要做生意，可以透過認一個共同的祖先來集資、合股，只要編個祖譜出來就好，不用另簽合同。所以很多祖譜和家訓中都記錄有宗族的財產、田地及管理辦法等守則。霍韜的家訓中便有一套特別的「報功最」辦法，家族成員每年每人要向祖先報告當年的營產功績，並依功勞分出等級，最沒本事的人稱做「無庸」，要向祖先叩謝請罰。這是一種以宗教信仰來管理財產的辦法。時代越往後，規矩隨之改變，不用再報給祖先聽，而以會計制度代之。
由於宗族的控產功能，使得人們能夠集合大資本來共同開發，明代經濟能夠高度發展也實由於此。
最後總結討論中央的大傳統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引用華德英（Barbara E. Ward）教授所提出的論點，我認為中央大傳統的資源像是一個籃子，地方在納入國家的過程中，會各自去擷取這大傳統中的資源。而戲曲和文字等傳播，是我們對傳統產生認識與印象的管道。在這學習與模仿大傳統的過程中，「我」和傳統的關係會逐漸拉近，而與「我」認為的「他者」逐漸遠離。這都是以「我」為核心，去理解的大傳統與「他者」，而非實際地理上的核心與邊陲之分。
由這套理論延伸，說明珠江三角洲地區如何藉由大傳統中的文字、學校、里甲與祠堂，建構起他們以為的傳統的模樣，發展到乾隆年間時，已然成熟，他們便忘了建構的過程，反倒以為自身原本就是如此。
（演講時間：2009年5月14日。臺大歷史所碩士生胡馨怡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