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費里德曼對宗族研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有三：（1）宗族並非由家庭擴張而來的；（2）宗族是地域團體；（3）宗族是控產團體。我認同宗族的形成並非由於家族自然繁衍，因為按照中國的傳統規矩，超過五代以上便除服，所以家族自然地擴張並不會形成宗族。而且，宗族的出現與地緣團體有關，有一批人為了維繫地域上的關係而建構之，所用的方法是宣稱有一共同的祖先，實際上卻不一定是血緣的結合。最後，宗族是具有功能性的控產團體，費里德曼原文使用 “corporation” 一字，可譯為「法人」，不過，在中國這個組織還沒有演變成一個法定團體，他們是透過共同的祖先，形成一個控產的機構，用來集資和控制祖產，所以宗族有宗祠、田產，還有錢可以救濟族中孤兒寡婦、獎勵子弟讀書求學 。

費里德曼的第二本書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6)，主要在講新界的鄉村聯盟。新界地區的鄉村聯盟稱為「約」，不是以宗族祠堂為核心。因為大的鄉村聯盟形成時，區域內有許多個姓，通常會選擇建立一個共同的廟以為核心，而不在各自的祠堂。不同姓的聯盟多建立在神祇拜祭上，這也可以顯現新界的地域社會不是只有宗族一種架構。

對於中國地方社會的理解，從傳統的《皇朝經世文編》到1950年代的學者，都是以「控制論」來解釋中國地方社會。控制論著重於皇權對社會進行控制，而士紳階層是皇權的執行者，被統治者往往是被動的。控制論把動亂解釋成國家對社會控制不足的結果，而忽略了地方社會的能動性與自主運作的邏輯秩序。1960年代後期，一些年輕學者開始應用費里德曼的宗族理論和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3- 2008）的市場論，探討縣政府以外的農村世界，社會控制理論在1970年代以後被推翻。這段研究史的轉變過程，對中國地方社會史研究的進程非常重要，因為這標誌著從一個思想架構轉移到另一個思想架構。

（演講時間：2009年5月12日，臺大歷史所碩士生胡馨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