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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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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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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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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情達權：趙鵬飛《春秋經筌》的解經方法
本文分析南宋趙鵬飛《春秋經筌》的解經方法，認為其書同樣承續晚唐北宋以降捨傳求經、以意去取的治學綱領，援引漢唐諸儒「原情」、「達權」之說，重組定調為解經方法的貫串軸線，藉此打破三《傳》固定制式的義法模式，建立以經明經的徑路。但在實際解經過程仍舊無法迴避三《傳》，甚至「原情」、「達權」也含有三《傳》痕跡。不過，趙鵬飛援用三《傳》的立場並非擁傳、主傳，而是尊經、從經，試圖秉公無私，排除己欲，接受態度遠比那些癖護師門、黨同伐異者更加開放。部分內容參考三《傳》也符合「原情」與「達權」的思維，在解經上蘊有更大的彈性空間，藉此修正孫復經說的苛刻之失。這也意味儒者雖堅守捨傳從經的學術路線，卻試圖從舊學中擷取元素，加工再造成符合己見的新學模型，這捨傳、取傳之間的累積轉移是一道去蕪存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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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凱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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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技藝的有待與無待──由《莊子》的列子形象切入
《莊子》的技藝寓言，多言身心合一、物我協調的自然狀態，能與真人身體進行連結與補充。在眾多技藝角色中，列子是位喜好技藝的修行者，憑藉類似心齋的工夫，達到御風而行天下，遊乎天地一氣的境界。但《莊子》卻認為此技藝「猶有所待」，而依現行的技藝思想研究，無法說明御風技藝與真人技藝之別，及其中有待與無待之差異。
本文認為，關鍵在物我協調的基礎上，將技藝思想拓展出流通與跨界維度。藉梅洛─龐蒂的三層形式行為結構，正可說明行為與環境間依存、轉換關係。若再對照《莊子》中的列子形象，可釐清一般技藝與真人技藝的區別，及有待、無待於兩者間地位。御風技藝非有待風之特定媒介物，而是列子將風限定於「御風而行」的行為關係上（拙於用風），失去與風互動的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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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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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早期的文學與政治：重訪夏濟安的魯迅論
凡治海外魯迅學或現代中國文學學術史者，無法繞過冷戰早期夏濟安（1916-1965）的魯迅專論。但早逝令其著述長年處在冷戰政治文化的立場陰雲中，奧義始終不得昭彰。有幸《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47-1965）》為此提供了豐富的一手資料。通過對夏濟安生平中某些關鍵經驗的歷史還原，本文打算就其魯迅論在兩個相關層面上提供新的解釋：一是通過重新解讀他五六十年代大量的政治、文化評論，指出夏濟安在批評魯迅的同時，還積極介入戰後政治文化的文學—政治論辯，不斷強化個人與其所處時代的緊張感；二是還原其魯迅論如何通過這種論辯最終反映新古典主義的文化旨趣，同時令魯迅文學取得文論史意義，突顯了自身強韌激進的文學性，從而為現代中國文論增添一可能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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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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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實踐理性與道德的基礎──叔本華與牟宗三對康德的道德哲學之批判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的導論中主張：「每一個人都得承認：一項法則若要在道德上有效，亦即作為一項責任底根據，就得具有絕對必然性」，而根據康德這種絕對必然性的基礎只能來自純粹理性，因此道德法則有效性的基礎只能建立在「純粹實踐理性」上。但叔本華認為實踐理性只能是「精審的」（prudential），不可能是「純粹的」，因此他認為道德的基礎與其說是「純粹實踐理性」，不如說是形而上的意志。對牟宗三來說康德把人的「純粹實踐理性」當作一種有限的實踐能力無法作為道德真正的基礎。牟先生認為康德的「純粹實踐理性」應該轉化為一種更強意義，即無限的實踐理性。本文首先嘗試分別分析叔本華和牟宗三對康德倫理學的批判，並且提出康德的可能回應（第二、三節），之後並對兩人的倫理學基礎的學說做一比較（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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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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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克《溫定娜》的同化問題
傅克《溫定娜》是一個關於人類與精怪的愛情悲劇，傳統觀點視之為呈現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或宗教性救贖的完成。在拿破崙戰爭激化種族衝突的時代背景下，本文重新解讀此作品主旨為他者的同化問題，從兩個角度切入：一是陌生外來者試圖融入目標族群的同化努力，面臨兩個困境，如何擺脫固有的原鄉負擔，以及被視為他者遭到拒絕，二者造成其恆久的內在焦慮；另一是目標族群的陌生恐懼，透過區隔自我與他者所建構的身分認同，在熟悉環境中卻出現他者挑戰，將造成其不安全感。無論同化努力的深淺程度如何，陌生恐懼的排他性才是決定的關鍵。小說結局中尋求入籍的溫定娜精神死亡，與代表目標族群的胡爾伯朗肉體死亡，二人共同毀滅明示異族同化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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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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