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紀山，前往荊州。荊州與襄陽相同，現在還保有明清時期的古城牆。在此停留的第一天行程是參觀荊州博物館與考古所。透過王明欽館長、賈漢清副館長與楊開勇所長、趙曉斌副所長的熱心協助，我們見到謝家橋M1的豐富文物與南水北調工程中發現的戰國古井出土文物。謝家橋是漢代墓葬，出土的遣冊與告地策已部分發表。（註釋5）此次在整理者之一趙副所長的協助下，得以見到簡牘原件，字形相當清晰。遣冊中記載的物品除了絲織品不易對應外，多數可與墓葬內的隨葬品對應，特別有意思的是此墓葬中出土相當數量的人俑，這些人俑在遣冊中都各有紀錄，包括墓主的子、媳、孫、婢等。可惜除了孩童易分辨其特徵，其餘人俑的身分對應仍有困難。古井出土的文物，沾滿泥漿，仍在清理中，但陶器一列排開，其區域特徵仍相當明顯。有一件陶壺，在頸部做了爬獸，顯然是模仿銅器，爬獸不倫不類，但也顯示此時期的工匠有一貫的仿製模式。

　次日，在王館長與賈副館長安排下，先參觀南水北調工程中發現的高臺村古代水井。根據賈副館長表示，3月左右發現此處古井，粗估有兩百多座，多數由直徑80-100公分的陶圈套疊而成。我們到荊州的前幾天，剛從一處井底發現三枚戰國竹簡。附近不遠處，即是高臺戰國秦漢墓地，故此地應是以紀南城為中心的古代生活遺址。抵達水井發掘現場時，正好挖到底部，出現陶器，民工先將器物旁的淤泥清出，器物的形狀大致顯現，一旁守候的考古隊員立刻趨前大致繪出器物出土時的擺放位置。水井中因為有淤泥，土質顏色偏深灰色，與旁邊土色形成強烈對比。考古隊對此水井採取逐層清理的方式，慢慢的由上而下清理；但因湖北的地下水位較高，所以多數水井不能清理至底；當我們離開發掘現場時，水井已經滲出水。

　在回到臺灣後的8月29日，附近再度發現一個以整棵楠木為井圈的古井。（註釋6）

　隨後，前往熊家冢遺址。熊家冢墓地預計規劃成遺址公園，工程正在加速進行。熊家冢的墓葬分布，與紀山楚墓群非常相似，M1位在M2南方，兩墓的封土因為早年取土而變得很低，現在的封土高度是後來的復原。M1的南側和M2的北側都有規律分布的殉葬墓，M1南方的殉葬墓已經發掘，大部分都有玉器殉葬，頭向東。車馬坑位在M1西側，目前發掘長度約80公尺，部分車馬組間有隔梁。

　之後，我們在荊州考古所張萬高副所長與趙副所長的熱心照應下，參觀了目前監控中的八嶺山馮家冢與平頭冢。馮家冢與平頭冢據信也是楚王墓，其形制與熊家冢、紀山楚墓相同，較高大的M1在M2南方，兩座墓的南北側都有陪葬墓。據趙副所長言，從熊家冢往南，南北線上共有5組形制相近的墓葬，由北至南分別是熊家冢、平頭冢、馮家冢、周家冢與換帽冢，應該是戰國時代的楚王墓葬。其中平頭冢僅有兩座主墓和車馬坑，沒有殉葬墓，而周家冢則有兩座陪冢。從其規整的形制，可知此時的楚王墓葬有一定的形式與規格。

　在荊州停留三天後，踏上返回武漢的歸途，次日前往黃石與大冶。先至大冶銅綠山參觀古代礦冶遺址，此礦冶遺址最早在商末到商周之際開始開採。 （註釋7）銅綠山博物館保留部分礦冶遺址原貌，在現在可見的地層下還有一層採礦遺址。隨後到黃石市博物館參觀銅綠山礦冶遺址出土遺物，此處設有小部分復原的礦井模型，供參觀者體驗。

　離開黃石，前往鄂州市博物館。何建萍館長說，鄂州市博物館現正興建新館，舊館展出的館藏雖不多，但有相當多銅鏡。此處正進行青銅器鑄造技術研究，主持此項實驗的是鄂州市博物館名譽館長董亞巍館長。我們看了銅鏡的仿製，從製模到打光，對認識古代銅器工藝相當有啟發。隨後，何館長帶我們參觀現正搶救發掘的東晉南朝磚室墓。到了現場，由鄂州市考古隊于隊長帶領的發掘工作正在進行，同時一旁的大樓工程也持續施作。此處共發現兩座墓葬，其中一座遭盜掘，目前僅清理至券頂處，已可見券頂被破壞的盜洞；另一座已清理至墓室，還有數十公分就清理至底，尚未見到棺木。此磚室墓的券頂橢圓、略尖，僅有一室容棺木，墓道一側挖了一條排水溝。當地民工告訴我們，附近墓葬的排水溝有許多形式，其中一種形式是排水溝往墓室外延伸，出墓室外一定距離後，向下挖出一段距離，然後再回到原本高度。此種形式的排水溝，若僅清理至排水溝原先高度，會出現排水溝中間突然有一段是生土的現象，必須往下繼續清理，直到釐清所有地層現象。

七、武漢

　次日，在武漢市考古所魏所長、李書記陪同下，前往參觀明代楚王陵。歷代楚王陵墓均遭毀壞，僅昭王陵保存較完好，現今仍可見完整墓道、墓室等。龍泉山風景區管理處朱德春主任為朱明王室後代，詳細與我們分享珍貴的明王室及其支族族譜。

　7月21日，前往武漢大學聆聽張昌平先生的演講，演講以銅器鑄造工藝為題，說明銅器上的範線所在位置與工藝技術的關係。以三足鼎為例，商代鑄造器身時，尚未發展出底範，故此時以椎狀足為主要器足類型；殷墟晚期逐漸掌握底範作法後，柱狀足的鑄造比較容易，故柱狀足開始發展。另外，商人尚未發展出分鑄器耳的技術時，在合範處鑄耳比較容易，因此其中一邊的耳會鑄在範線處，與其中一足在同一線上；因為對稱的關係，另一邊的耳就只能鑄在兩道範線（兩足）中間，並且器耳高度與器身相當。但商人較能掌握分鑄器耳的技術後，仍有一邊器耳鑄在範線上的狀況，張先生認為可能是習慣所導致。

　殷墟時期，有些器物用了四塊外範，器耳既能對稱又能在範線上，因此裝飾性更強，耳也較大。器耳分鑄技術的發展，使工匠不再受器身高度的限制，能在器耳上進行更多裝飾性細節的加工後，再鑄接到器身上，且突破高度限制。以散車父簋為例，其中一件的兩耳都不在範線上，該器的鑄造是在鑄造器身之初先預留小洞，另外鑄好器耳再進行鑄接。

　演講內容相當精彩，在聽完演講後的隔日，我們多數人都再度回到湖北省博物館參觀，利用演講心得，再次觀察不同時代的銅器範線與紋飾，深有所獲。

　最後一天，在前往機場的路上，順路參觀盤龍城遺址。前面的行程參觀了不同時代的城址，從西周到戰國皆有。盤龍城的年代很早，城址約在商代，現場參觀，感覺規模較前面行程所見為小；據博物館人員所說，目前在楊家嘴陸續發現夯土痕跡，經過勘探，約3-4米深，疑似外城的夯築痕跡，若可信，則盤龍城遺址的規模應遠較想像為大。此外，尚有碼頭遺痕，但當日未到該處參觀。

八、後記

　此行在眾人的協助下，看到了許多預定行程之外的遺址與發掘現場，令人既驚喜又感激。此外，感謝隨州博物館、襄陽博物館與考古所、宜城博物館與宜城文化局、荊門市博物館、荊州博物館與考古所等博物館的館長、所長與工作人員，在我們到訪時，特別安排座談會，介紹當地考古工作現況；湖北省博物館與考古所、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黃石市博物館與鄂州市博物館等博物館的館長、所長、主任與工作人員為我們解說館藏概況；紀山文管所所長、袁先生及未能到訪的武漢市博物館館長與書記帶我們參觀遺址。因為有諸位的熱情與協助，我們這一趟旅程多了非常多意外的收穫。

　尤其感謝一路陪伴及指導的徐少華老師與尹弘兵老師，兩位老師相當照顧我們，也時時為我們解惑，一路上許多意外的收穫都要歸功老師們在旁的指點。感謝徐老師事先的妥善規劃，並忍著疲憊帶著我們東奔西跑，尹老師為了行程的順暢，時時電話聯繫，甚至先一步前往打點。同時，也非常感謝接待我們的館長、所長、隊長與工作人員，其熱情的款待讓我們銘記在心。還要特別向載著我們南北往返的司機陳師傅致謝。他這一路上對我們的關懷與親切，以及提供的便利，讓我們回到臺灣後，拖著行李站在機場門口，第一個想起的是開著小巴的陳師傅。

　最後，最應該感謝同行的諸位老師，陳昭容老師時時在旁提醒我們觀察文物線索、留意行為舉止；閻鴻中老師一路照護我們的身體狀況，處理此行的大小事；李訓詳老師與郭靜云老師亦常常關心大家，並與我們討論各式問題。有老師們的關愛，此行得以平安、順利結束。而這篇參訪紀要的完成，徐老師、陳老師和閻老師皆提供修正建議，並多方提點，謹此一併致謝。

　對一位研究者而言，考古報告所提供的訊息當然更為豐富而全面，但親至現場所見，感受古代居民所居、所葬的空間，則是考古報告無法提供的；銅器、陶器亦是，圖錄上有很多精美的照片，但現場可以看到不同時代、區域的器物並列，器腹深淺、器足高矮、時代特徵等，一目瞭然。

　此行有更多的感觸無法用言語具體敘述。我關心的古代中國，在紙上的模樣，與它曾經存在的空間，對這兩者的認識，於此行間，在胸臆中不斷互相沖激。究竟，什麼是古代中國？古代中國又該是什麼？

註釋1：徐少華，〈曾即隨及其歷史淵源〉，《江漢論壇》1986年第4期（武漢），頁71-75。文獻載有姬姓隨國，在文峰塔墓地出土前，出土文物無有力證據證實隨國的存在，反而文獻未見的姬姓曾國器物卻出土於隨國故地，兩國的關係引起學界一時的爭論。

註釋2：文峰塔墓地後來出土有「隨大司馬」銘文的器，是釐清曾、隨關係極為重要的新材料。見光明網2013年1月23日的報導：http://big5.gmw.cn/g2b/culture. gmw.cn/2013-01/23/content_6480040.htm（2013年4月9日讀取）。及羅運環，〈隨大司馬戲有之行戈「戲」字考辨〉，2013年2月1日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gwz. 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10（2013年4月9日讀取）。

註釋3：武漢大學荊楚史地與考古教研室，〈隨州安居遺址初次調查簡報〉，《江漢考古》1984年第4期（武漢），頁1-7。

註釋4：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噩國青銅器〉，《文物》2011年第11期（北京），頁87-94。

註釋5：楊開勇，〈謝家橋一號漢墓〉，收入荊州博物館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191。

註釋6：見光明網2012年8月30日報導，網址：http://tech.gmw.cn/2012-08/30/content_4931904.htm （2013年4月9日讀取）。

註釋7：黃石市博物館編，《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