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女性主義的結緣早而偶然，1986年，剛解嚴的台灣社會像一壺將燒開的水，喧嚷民怨已近沸點，而是非公理仍居渾沌。高二的我充滿青春期的惶惑，日日請公假窩在校刊社，逃避背誦孔孟與三民主義。假日在台大附近閒逛，誤打誤撞走進唐山書店，當時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地下室裡，牆邊堆滿了一疊疊黨外雜誌，我像愛麗絲走進奇境興奮非常，那天回家時買了一堆書，包括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和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

我大二轉進社會系，當時的系上沒有一名專任女教授，也沒有任何一堂有關性別的課程，我們幾個女生於是湊成了一個讀書小組，像大力水手打開罐頭菠菜，我們用力查字典穿越艱澀單字看見令人驚艷的理論風景，或者半懂不懂自以為是，繼續啃著像法國麵包一樣硬的後結構女性主義。二十歲出頭的我在台北知識份子才看的雜誌上，拼貼著翻譯段落與讀書筆記，大言不慚地論說母職，卻看不見那些英文理論中大寫單數的女人 (woman) 跟我自己、以及其他女人的差異。

1995年我赴美唸書，在寒冷異鄉開始另一段的認同旅程。我在地鐵站不時碰到美國男人，用幾句生硬的日本話來搭訕：“Are you Japanese?” 我回應白眼之外，也揣想著他們的眼神中投射出的我，是怎樣的一種對東方女人的想像。在課堂上與街道間, 我頭一次明白自己是所謂「第三世界女人」，這樣的世界區位是冷戰時代劃分敵我的政治地理學範疇，也充斥著第一世界以現代化為標竿的優越自恃。來自母國的中產階級移民及留學生，墜落異鄉之際不僅面對強勢外國語言而狼狽不已，也窺見自己滑落以膚色與種族區分高低的階梯末端。我在他者化(otherization) 的分類暴力中重構自我認同，好像一位印度女性主義學者形容她在美國的處境：“We are not born women of color, but became women of color here.”

在美國有一次參加一場印度女性學者的演講，講題是後殖民與認同之類的，演講完有一個小小的遊戲，請在場人士用一句話來描述自己的認同。我是這樣寫的： “I am a Taiwanese woma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a China doll nor a dragon lady.” 從我的答案你可以發現國籍與性別銘刻我在美國最重要的社會身分，而正面的指認不足以充分說明我的認同 (我是誰)，我還必須對抗外在環境明顯或潛在地連結於我的負面形象 (我不是誰)。 China doll 和 dragon lady 是好萊塢電影裡帝國之眼凝視下的兩種東方女性刻版形象，前者是蘇西黃，後者是武打女仔，如楊紫瓊。正當我對自己的答案感到很滿意之際，卻發現我週遭的白人同學很多是這樣回答的：“I am a wine-drinker.” “I am a cat-lover.” 我頓時赫然明白研究種族的社會學者所說的，支配族群的身分是不需要標明定義的 (unmarked)，他們的認同只需構築於相對於其他族群的優位差異 (別人是怎樣，而我不同)。

九零年代的女性主義，開始正視女人之間的差異，性別的壓迫不是獨立或絕對優位的，而是與其他社會不平等 (階級種族國籍性傾向等等) 相糾結。大寫的女稻草人傾倒以後，所謂姊妹情誼 (sisterhood) 不再理所當然，亂飛嗜血的烏鴉可以在現實的麥田中嗅出女人之間的權力傾壓。曾經在美國某個女性主義會議上，與會者多是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激烈地討論著家事的性別分工等議題，一名非裔黑人女性舉起手不急不徐地說：「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能在這裡開會，是因為你們家裡有女傭在幫你們做家事帶小孩吧﹖」一桌女人沉默以對。

勞雇雙方皆為女性的家務僱用關係，可以說是最能突顯女人之間的階層差異的議題。家務勞動在父權體制下被定義為女人的天職，具有階級或種族優勢的女人得以透過商品化的方式，購買其他女人的勞務來減輕自己肩上的重擔，避免天天和先生在家裡開打性別平等的家事戰爭。家務工作在歷史縱深中的角色，例如台灣的查某嫺、美國的黑奴，都具有相當的封建、殖民的色彩，然而這項職業並沒有隨著時代而衰退，反而弔詭地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持續成長。全球化趨勢下的跨國人口流動，為後工業國家的中上家庭提供了低廉的家務勞動力來源。家務勞雇關係的種族系譜也不再侷限於第一世界的白人雇主與有色勞工，台灣、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半邊陲經濟體，也成為主要的勞動力輸入國。菲傭、印傭、外傭，在九零年代已成為台灣社會的熟悉名詞。在這樣的理論與經驗脈絡裡，我選擇了台灣的外籍家務勞工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1998年，我回到闊別三年的台灣開始論文的田野工作。

跟著菲律賓勞工在星期天到處亂晃的過程裡，我不時被誤認為是個 Filipina。有些 Filipinas 會不解地問我的同伴: “Why is that Filipina speaking English all the time?” 也有好幾次，竟然有好奇的台灣人問我: “你怎麼會說中文？”我之所以能 pass as a Filipina，與其以為是外表膚色的可能近似，實是因為我踰越了社會空間上的種族及階級界限。我初次參與一個菲律賓聚會時，一個 Filipina 問我: “Are you an employer? A broker? A newspaper reporter?” 似乎除了這三種範疇，她無法想像還有台灣人會想要和她們認識接觸。透過一個雇主的介紹，我得以訪問她雇用的菲籍家務勞工，進而加入她和朋友的星期天聚會，事後這個 Filipina 高興地拿著我們合照的照片給她的雇主看，不擅英文的該名雇主後來打電話給我問說那照片是怎麼回事，我從她驚訝的語氣裡可以讀出她沒有明說的訊息: 「這個留美博士幹嘛跟這群菲傭混在一起？」

偶然遇見的 Filipinas 經常會對著我的菲律賓朋友說: “You are so lucky. Your employer speaks good English!” 她們聽了則驕傲地回答: “She is not my employer! She is my kaibigan (馬尼拉語的「朋友」)﹗” 我不只是她們的一個 friend，更是一個 Taiwanese friend，而且跟她們坐在台北火車站地板上，一起領受路過台灣人的鄙視目光。有一次跟她們去唱卡拉OK，窄小陰暗的地下室，流瀉著馬尼拉語或英文的歌聲，她們堅持要我點一首中文歌來唱， “Because we want people to know we have a Chinese friend!” 甚者，在她們眼中，我不只是一個 Taiwanese friend，還是一個鍍上了美國光環的台灣人。對多數菲律賓人而言，美國既是連結歷史文化臍帶的殖民母國，又是窮生難以登陸的夢想國度。她們經常好奇地問我大大小小有關美國生活的細節，而且多數無法理解何以我不想辦法在美國找工作嫁人，而想要回到台灣這個小島。

在一年的田野工作後，我扛著兩個大皮箱搬回芝加哥隱居寫作。某日，我正苦惱於如何整理厚厚的訪問稿以及雜亂眾多的資料，決定出門晃晃來醒醒腦袋。我的小公寓位於一個正經歷都市社會學所謂世紳化 (gentrification) 的多族群社區。街上的雜貨及小販仍然生動地展現墨西哥移民及黑人社區的生活情調，然而沿著密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輕雅痞為號召的新公寓，正一棟棟蓋起來。當我走在街上，一個從我旁邊經過的白人男性，沒頭沒腦的丟了一個問題給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 我張口結舌，無法在腦中將這一串英文字轉譯成為有意義的問題，站在白花花的夏日陽光下，我的困惑慢慢蒸發成憤怒。其實，類似的情境早發生在1965年的紐約，黑人女性主義詩人Andre Lorde，推著她的女兒到一家超級市場購物，迎面走來的一個金髮小女生，拉著她的媽媽興奮地說：“Look, mom, a baby maid!”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的擇定原本單純出於理論及政治的關懷，卻在田野與寫作的過程中意外地與我的個人生活經驗交相激盪。菲律賓人眼中的美國夢土，在我的求學與工作經驗中教我更多有關中心國的文化霸權或種族歧視的非正式課程。作為一個少數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勞工，是菲傭在台灣，也是我在美國。這樣的平行移民路徑，反映出世界體系的多層次分化，以及社會認同建構的複雜脈絡。當然，我不至於天真地忽略我與我的菲律賓朋友之間的明顯社會差異。我在台灣的書店報上不時讀到對於追求全球化的生活風格的浪漫歌頌，像是在上海跟英國朋友一起吃義大利麵若干云云，然而，地球村的烏扥邦只適用於有經濟及文化資源者得以跨國流動的都會新貴 (cosmopolitans)，他們享受的光鮮清潔飯店與異國情調餐廳，實是移民勞工遠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職場。

我在來回穿越國界的生命旅程裡，體察社會界線、階層差異的建構運作，並在我自己身上閱讀著社會認同的多重辯證。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與其直接去指控女人對於女人的剝削，我試圖以同理心去了解不同社會位置的女人的行動傾向 (我常戲說我的研究是有關「女人何苦為難女人」)。而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與其哀悼緬懷姊妹情誼的夢幻汽球，我們應面對並嘗試理解女人之間的差異、不平等與矛盾，然後在現實的權力地圖中，或可摸索出彼此的共同基礎以及議題結盟的行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