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勞委會統計，2005年2月外籍勞工在台人數共為331,741人，其中印尼佔17.2%，菲律賓佔28.9%，泰國佔29.2%，越南佔24.6%，馬來西亞與蒙古佔0.1%。

根據內政部統計，在2005年結婚的十四萬一千多對新人中，與外國人結婚者佔了9.7%，兩岸通婚的數字則為一成。2005年結婚的5個台灣新郎中，就有一位娶的是來自東南亞或大陸地區的新娘。

以上的官方陳述，在有關移民/移工的報章雜誌、學術論文中被大量的引用、複製，冰冷的統計數字無聲地傳達著隱形的政治訊息—對於這批新近外來人口的「顯著數量」、「快速成長」、的疑慮。數十萬的移民與移工，或付出勞動力，維持著台灣社會的清潔、秩序與現代性，或以身體與子宮，生產台灣的家庭與下一代。我們要怎樣看待這些移居人口，同時蘊含著我們怎樣看待自我的想像社群的邊界，如何書寫台灣的歷史與未來。

I. 誰是「移民」？

我曾經看過一封報紙投書，感染肺結核的家庭主婦說：「我的生活單純，會得到這種病是不是跟台灣越來越多外勞有關係？」也有立委與議員說：「台灣的愛滋數字逐年升高，我們是不是應該對外籍配偶、外籍勞工加強檢驗？」這些說法把「外來人口」視為危險、落後、不衛生、不文明的次等族類，需要小心監視與有效管理，相對而言，台灣社會被錯誤地想像為一個封閉、同質、純淨的群體。廖本煙立委只想到越南配偶身上是否有戰爭的生化餘毒，卻不去關心台灣境內的戴奧辛。移工與移民成為公衛防治、社會安全的漏洞的代罪羔羊。

綜觀台灣的歷史，從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的開放系統。除了荷蘭、西班牙、日本等殖民者的移入，來自中國的漢人，更於不同時期遷移來台並長期居留、成為島上的優勢族群。近年來，「移民社會」的說法逐漸成為主流的政治修辭，這樣的論述企圖以移民的先後順序來緩和族群間的對立與衝突 (沒有族群差異、只有先來後到)，以協商集體的「新台灣人」認同。然而，這樣的移民史觀仍是一個高度漢人中心的人口史，九零年代來自東南亞的移民明顯地被排除於這樣的歷史敘事之外。

其實，我們的漢人祖先，被貧窮所逼渡海來台的羅漢腳，其命運不就像今日離鄉背井來台灣打工的東南亞勞工？他們為了成家，從中國原鄉找人介紹老婆，不是近似於現今去越南找老婆的台灣農工男性？當年去日本打拼、或來台北工作的台灣父母，把小孩留給鄉下的阿公阿媽照顧，這情節豈不讓人想起如今因為環境限制、把「新台灣之子」交給越南外公外婆托養的越南配偶？

拉開歷史的軸線，我們看見台灣的人口是由一波又一波越洋渡海的人群所構成，我們的身體裡流動著跨越族群界線通婚的血液與基因，我們都是移民的後代，在努力與角力的過程中，我們將持續地書寫何謂「台灣」。

II. 何來「逃跑外勞」？

我在演講、上課談到移工人權的課題時，經常有聽眾跑來跟我說：「你說的都沒錯啦，可是有的外勞真的很壞耶，不扣她護照、不扣儲蓄金、不取消放假，她如果偷錢、逃跑、把小孩綁架了，我們怎麼辦？」我總是回問：「如果請的是台灣人，這些問題也都可能發生，那你覺得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管理嗎？」對方無聲愕然。

對於家庭財物、人身安全的保護，對於外人進入私領域所造成的風險，都是合理的擔心與顧憂，從雇主的角度採取若干預防措施，也無可厚非。然而，不能因為是深皮膚的外國人，就可以合理化侵犯勞動人權的差別待遇。在私密的空間、近距離的互動中，種族主義更容易在我們身上悄悄地寄生繁殖。更重要的是，台灣對於移工的種族與階級歧視，是一個有法律與政令背書的合法罪惡制度。

我的美國朋友聽見台灣社會的「逃跑外勞」的說法時，嚇了一跳，她說：這不是奴隸制度時代的用語嗎？的確，我們作為受雇者，對於工作不滿時，我們可以自由離職，就算是草莓族被人批評經常不告而別，也沒人說他們是「逃跑勞工」。「逃跑外勞」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反映出台灣對待外勞的制度框架。法律與政策將藍領契約外勞定位為一個「無權利的階級」，不僅缺乏政治權與公民權，也被剝奪在勞力市場中自由流動的經濟權 (無法自由轉換雇主)，而成為人身從屬於特定雇主的「奴工」。

外勞政策對於仲介產業的運作、雇主的日常管理，產生了如水波般的效應。配額管制、禁止轉換雇主的規定強化了仲介市場的惡性競爭及雇主收取回扣的陋行。高額仲介費的剝削下，移工的月薪在扣款後寥寥無幾；雇主以「防止逃跑」的理由，扣留其護照等身分證件，或是以「強迫儲蓄」之名，扣款押金；在契約束縛與債務腳鐐的綑綁下，移工必須忍受低劣的勞動條件(超時工作、不安全的環境)、勞動權益的剝奪(沒有休假、加班費未依法給付)，甚至是雇主在口頭與肢體上的虐待。

從去年到今年，抗暴的高捷泰勞、罷工的台塑菲勞，都用肉身與外語抗議著這個罪惡的制度。對於他們來說，合法地位與契約關係，與其說是提供保護的措施，更接近協助奴役的機制。泰勞事件不只是一面政商勾結的照妖鏡，也召喚出台灣民眾的罪惡感。原來，我們自豪的現代捷運，築基在種族歧視的奴工制度上；而我們的沉默，縱容了壓迫與剝削的暢行。

III. 誰需要「照顧輔導」？

吳平海導演說，他在各地放映「南洋姊妹在美濃」時，經常有台灣觀眾跟他說：這片子跟我的想像不太一樣，外籍配偶好像應該更「可憐」、「悲慘」一些⋯⋯

台灣媒體中充斥著兩種有關外籍配偶的形象，一是被打的、被騙的、可憐的外籍新娘，二是賣淫的、騙錢的、可惡的恐怖份子。這樣的再現方式，至今仍然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台灣民眾對於新移民的認知，以及台灣政府推動相關政策的基調。

官方投入有關外籍配偶的資源近年來確有增加，包括內政部編列三十億預算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然而，許多活動仍然充斥嘉年華式的大型宣導，讓新移民穿著異國服裝、烹煮南洋料理、唱歌跳舞、跟大官握手合照，暴露出政府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膚淺認知。

新移民需要的不只是暫時性的救濟與扶助，而是自立自強 (empowerment)。我們擔心她們「不識字」(其實是不會說中文)，卻不重視她們流利的母語能力，其實可以幫助台灣矯正過往從歐美看世界的偏狹國際視野，也可以成為未來移民服務體系裡的重要文化媒介與人力資源。

我們煩惱新移民是否能夠成功的「適應」、「同化」，卻忽略了在邁入多種族社會的過程中，台灣民眾也需要再教育、學習如何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特別是在國家機器的末梢，位居第一線與外籍配偶互動的人員，包括警察、公衛護士、醫護人員、教育新移民子女的老師等。

吳平海片中紀錄了南洋台灣姊妹會的一個成功實例。反水庫運動的國際組織來美濃開會時，由新移民姊妹出面招待，她們與東南亞的運動者侃侃而談，舉辦了賓主盡歡的晚會。理事長吳紹文說，這個活動讓美濃的地方鄉親看到，擁有豐富文化與語言資源的新移民，其實可以成為台灣進行國際交流溝通的重要橋樑。

誰需要「照顧輔導」？其實是忙著握手的大官、大言不慚的立委，以及觀井窺天的我們自己。

VI. 誰的城市？誰的多元文化？

我的印尼移工朋友蘇娜，每週有兩天要從永和的雇主家，徒步走過中正橋到汀州路，幫雇主的父母家打掃。蘇娜告訴我，她總是一面穿過喧嚷車陣，一面盯著新光三越百貨的樓頂。遠遠看見這個路標，她就知道方向沒有走錯，更重要的是，看見三越，她就想到了對面的台北火車站，想到了放假日，想到了可以跟印尼朋友相聚在那裡，於是，她不覺得路遠腳酸、不覺得工作的孤單與疲累那麼難捱。

新光三越的摩天大樓，對多數台灣人來說，是體現繁榮、現代性、消費文化的城市意象。然而，對於移工來說，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象徵意義，更諷刺的是，儘管蘇娜每個休假日都到火車站的大廳消磨時光，她卻很少有勇氣踏入對面的新光三越百貨逛街，她害怕那些打扮得光鮮亮麗的小姐不屑的白眼，寧可坐五十分鐘的火車到桃園。在後火車站一帶，這個被台灣商家遺忘多年的角落，如今有泰國沙爹與印尼蝦餅的香味、有東南亞熱舞音樂與卡拉OK歌聲，讓這群打工客相互取暖度過寒冷的異鄉冬天。

雖然台灣民眾和移民/移工住在同樣的城市裡，擁有的空間經驗與意象卻大不相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開辦的外勞攝影班的作品，展現了移工眼中的台灣。老人衰弱的身體、狹小的房間是她們日常生活的核心；街頭倒垃圾、跟鐵門相隔的鄰居聊天是她們有限的社交生活。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隻狗的照片，移工攝影師淡淡的說，這隻台灣狗，過的日子比我好得多。

當新移民女性拿起了攝影機，當外勞詩人用筆寫下流離的經驗，她/他們讓台灣公民看見了不同的台灣側面，逼我們正視國際城市的霓虹光影下的幽暗角落。唯有透過文化詮釋權的挑戰與分享，唯有認知與反省差異內含的權力與不平等，多元文化才不會淪為優勢族群的口號與口水。面對未來的台灣，我們需要觀點的移轉，方能看見移民的主體經驗，與正視他們的文化差異所能為台灣社會注入的豐沛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