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辣椒醬的滋味

文:藍佩嘉。本文收錄於收於中國時報觀念平台

爸爸的老鄉趙伯,在民國七十年初透過媒人介紹,娶了一個小他二十多歲的印尼華人,成為我的阿秀阿姨。她來台灣後,不是在小吃店洗碗,就是到人家家裡打掃,在趙伯退休之後,勉力撐持著這個家庭的生計。他們僅有的一個兒子,在台灣的教育體系裡被定義為不良少年,父母耗盡積蓄把他送到紐西蘭讀書,卻是連英文都沒學好就狼狽地轉回台灣。

阿秀阿姨繼續早出晚歸,穿梭在碗盤污垢與地板塵埃之間。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通恭喜她中了六百萬的手機簡訊,或許是剛剛結束疲累工作、躺在簡陋沙發上的一剎那吧,她竟然信以為真,跟銀行借錢匯了六十萬過去,喜孜孜地想著可以用獎金付清房貸、給小孩一個安穩的人生。發現這是一場騙局後,阿秀阿姨在激動之際腦溢血,戲劇性地結束了她的一生。

阿秀阿姨過世後,媽媽去她家裡幫忙清理,收出了三十多包垃圾。媽媽搖著頭跟我說:「不可思議啊,她每天出去打掃別人的房子,卻是從來沒有打掃自己的家。」廚櫃裡翻出成套的百貨公司或是股票公司贈送的碗盤,她從來捨不得用,等待著來不及到來的正式場合可以開封啟用。地板上還堆著好幾大罐的印尼辣椒醬,是她想出來的兼差生意,只可惜這異國的辛辣吸引不了台灣人的脾胃,一缸缸的腥紅汁液寂寞地坐在廚房的角落。

早在「外籍新娘」現象成為媒體焦點前,其實已有不少因軍務而延擱婚姻的榮民,像趙伯一樣,必須透過跨海媒合,來克服他們在經濟與婚姻市場上的弱勢。而在全球化尚未成為時髦名詞的時候,也已有不少女性,如同阿秀阿姨,透過族群與其他人際網絡,渡洋尋求婚姻出路與階級流動的可能。

來自東南亞與中國的婚姻移民,由於在母國的教育與經歷不被台灣社會認可,加上語言障礙或文化歧視,她們的就業機會受到重重限制,多數從事的是看護、幫傭、打掃、洗碗等多數台灣人認為低賤無技術的非正式部門工作。沒有出外就業的外籍配偶,與公婆同住居多,經常要為務農或經營小生意的夫家提供無酬勞動,老榮民尋求大陸配偶更有著負擔其老年照顧安養的考量。換言之,這些女性新移民或成為中下階級家庭的無酬照顧者、或維持中上階級家戶的清潔秩序,在全球化光鮮形象的陰影裡,默默地協助著不少台灣家庭的日常再生產。

跨國遷移是許多人在全球經濟中追求向上流動的生存策略,不論是把小孩送到西方先進國當小留學生的台灣父母,或是來台的婚姻移民皆然。然而移民對於異國的現代富裕的文化想像,經常與日後遭遇的種族歧視、階級弱勢、父權控制等實際生活有顯著落差。阿秀阿姨的故事是貧賤夫妻的輓歌,詐騙中獎的消息只有在滿目瘡痍的人生風景中,才可能成為逼真的海市蜃樓。

台灣社會對於外籍配偶的「關切」,多集中在她們是否可以成功同化、有效教養「新台灣之子」,少能正視她們對於台灣社會的日常貢獻,積極改善她們的邊緣處境,以及把她們的文化差異當作豐富台灣未來的資產。阿秀阿姨居台二十多年,鮮有機會返鄉探親,那一罐罐的辣椒醬,是她異鄉生活中少數的文化印記與鄉愁記憶,我多希望有機會嚐嚐。不論是印尼辣椒醬或是越南魚露,配上台式炒河粉,相信都能創造出一番新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