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的社會新聞中幾度出現「外勞卡」的字眼。針對不久前發生的靜宜女生撕票案，侯友宜說，如果能夠及時查出歹徒使用的外勞卡的行蹤，女大學生「不一定會死」。究竟，何謂「外勞卡」？

「外勞卡」其實就是坊間的「易付卡」。台灣民眾一般多使用月付制的計費方式，儲值式易付卡的使用者則是以外勞為大宗。由於電信業者多要求申請門號的外國人提供一名台灣公民作為擔保人，或是支付兩到三千的保證金。外籍主管或教師容易得到公司或同事的擔保，低階的工廠與家庭類外勞，在沒有人脈與金脈的狀況下，別無選擇必須使用易付卡。

「外勞卡」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污名，反映出台灣社會潛在的對於這群外來客工（以及他們難以追蹤的手機號碼）的不安與不信任，在靜宜女生撕票案後，內政部決議要嚴格管制外國人使用易付卡（限於兩張），卻沒有正視外勞所面對的社會箝制，以及他們對於訊息與溝通的需求。

手機的使用方式，不僅顯示出使用者在公民身分與階級上的差異，也反映出外勞在台灣的工作與生活狀態。以家庭幫傭與監護工來說，由於與雇主同住，個人的私密空間有限，手機的使用便成為一個捍衛隱私權的日常拔河陣地。

有些雇主允許、甚至鼓勵外勞使用手機。這些雇主不希望外勞使用家裡的電話，除了防止飆高的國際電話費，也希望透過電話線的區隔，避免陌生人來電破壞家庭的親密感。有些雇主禁止外勞使用手機，擔心外勞在工作時間因為「玩手機」而偷懶怠惰，或憂慮外勞可能藉此與同鄉建立連結，因而得到較多的權益資訊，甚至導致「逃跑」的結果。換言之，雇主視手機為有效控管外勞行蹤的阻礙。弔詭的是，也有雇主基於同樣理由偏好外勞使用手機，擔心她們會在出外使用公共電話時，結交男友或是跟鄰居的外勞混在一起。

儘管遭到雇主反對，許多外勞偷偷地使用手機。她們只在晚上開機，或調到震動模式。對很少放假的外籍監護工來說，手機是她們少數接觸外界的管道。與家人或同鄉的交談，朋友傳來的短詩、笑話或圖案，幫助她們紓解疲累與寂寞。但是，她們經常必須縮在被窩裡低聲說話，擔心雇主發現，或是怕吵到同住一房的小孩或病人。

對於資源匱乏的外勞來說，手機提供了多重的功能。在無法使用收音機、電腦的狀況下，她們利用手機來聽廣播、查電子郵件。在二月發生的飛盟外勞抗爭事件中，轉換到不適切雇主的外勞，用手機相機拍攝工作現場，成為日後爭取轉換雇主的重要證據。此外，便宜與立即的簡訊，幫助外勞與海外家人維持頻繁溝通與情感連帶。特別是身為母親的外勞，透過簡訊來執行跨國母職，以彌補她們為了照顧台灣雇主的小孩，而無法陪伴自己的子女的遺憾。

手機這項科技一向被賦予信息傳遞無遠弗屆、隨時隨地自由流動的形象。然而，手機訊號雖然可以超越地理的疆域，卻未必能跨過權力的界線。科技造成的時空壓縮效果，仍然被社會權力的幾何學所中介。在外勞的手機政治學中，我們看到科技如何可能成為勞動控制的媒介，卻也提供了弱勢者生存與反抗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