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五二○事件，是台灣首度的大規模農民請願，戴著斗笠的種田人在台北街頭成為流血的「暴民」。還是高中生的我，繞過總統府看見台北郵局旁因衝突而殘破的公共電話亭。在甫解嚴的喧譁沸騰中，我們惶惑地摸索著歷史與公義的面貌，住在都市的水泥叢林裡，自憐像一株盆景，沒有著根的土壤。

這座島嶼的快速變化令人驚奇。台北郵局已經重建，總統府已經改朝換代，捷運明快地重組都會生活的節奏，高鐵宣稱要創造一日遊的台灣。這座島嶼的轉變也讓人健忘。我們忙碌而厭倦地在百餘電視頻道中選台，怎能記得黨政軍控制三台的過往。媒體勤奮地追蹤時尚名媛的行頭與緋聞，以台北為中心的腥羶報導太炫目，我們對農村的印象剩下檳榔樹與觀光果園。

十七年後的五二○，紀錄片「無米樂」在台北、台中、台南與高雄上映。導演顏蘭權與莊易增以有限的資本，花了十五個月在台南後壁鄉拍攝四位老稻農的生活，從三百五十個小時的毛片，剪出一百分鐘的片子。本片得到二○○四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首獎，但在爭取戲院放映時卻苦無充分資助。兩位年輕導演並沒有放棄，為的是讓更多人看見，被媒體、政府、都市人遺忘的農村。

這部片子呈現了庶民角度的台灣農業史，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肥料換穀、以農養工，老農們用生命經歷了這些重要的歷史階段，用身體書寫著發展與環保的鬥爭史。他們目睹生意人棄養的金寶螺，繁殖成農田裡的害蟲；他們訴說著早期農藥有劇毒，導致農民在田坎就中毒倒下的駭人故事，淡淡地說：「古早人想說稻子不能死，人死沒關係」。

此片也是一則敬天知命、護土維民的詩篇。「土地就像愛人一樣」，古意老農如是說，他們不肯使用傷害土壤的除草劑，甘願赤著腳、芻著腰一根根拔草。秉持著「做良心」的態度，他們守護每一棵稻穗，投入每一項勞動。崑濱伯在五十歲時一眼失明，他對這突如其來的病痛，竟然這樣解釋：「我想是老天爺在處罰我，可能是少年時曬花生不夠認真老實，沒乾透就拿去賣，害人家賣不到好價錢。」

「無米也快樂」，這樣的標題無奈地點出台灣當前的農業困境。老農們自嘲是「末代稻農」或是「末代滅農」，ＷＴＯ是他們唯一琅琅上口的英文字。在產銷管道層層剝削、外國農產品進口的雙重壓力下，他們向天奮鬥的勞苦，卻只能體現為薄弱非常的利潤。崑濱伯在下雨的半夜搶收稻米，賣不到好價錢，一個人凌晨回家吃著冷掉的飯菜，那樣虛弱而堅持的身影，令人不忍。

在這部紀錄片裡，鏡頭的介入沒有經過精準設計，也不願虛矯掩飾，導演溫柔自然地與老農們互動，清脆的笑聲不著痕跡地成為農村風景的一部分。因為經過守候與放空，拍攝者得以安靜地看見風中搖曳的稻穗、牆上匍匐的蝸牛，以及農人背上一顆顆飽滿的汗水。

感謝「無米樂」的主角與導演，為台灣留下了動人而深刻的社會紀錄與人生映像。特別在健忘症與虛無感瀰漫的今日台灣，這樣溫柔寬厚的影像提醒了我們來自歷史與土地的重要訊息：無論腳下踏著水泥或土壤，對勞動執著、對自然謙卑，即是生命的原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