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開玩笑跟別人說，我是來美國讀書後才開始學做『第三世界女人』的。更準確地說，在一個放大的全球視野裡，我才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認同是如何地被語言的中心權力、國籍種族的階層分類所建構銘刻。在過去三年的異國求學日子裡，我從上岸時的失聲瘖啞，逐漸找回自己的聲音，而且在曲折迴盪之間得以更加安靜清晰。我想說給你聽，幾段人魚泅游異鄉的故事。

語言決定存在

剛到美國的第一個學期，可以說是我所經歷畢生以來的最大的自信危機。脫離母國文化與熟悉語言的羊水保護，我墜落異鄉的姿勢笨拙而膽怯。覺得自己像是那隻為了得到雙腳上岸、交換自己聲音的人魚（『美』就不必了）。剛開始的幾堂課，我在課堂上發言的時候，總覺得彼時空氣凝固凍結，我的中文靈魂心急地跑得遠遠的，卻只能慘不忍睹地聽著那個，臉色發紅或漲白的自己說著破碎英文。我看著滿桌子說得口沫橫飛、天馬行空的美國同學，有時心裡會想，天啊，也許我活到現在才發現，過往人人稱我聰明優秀，不過是個天大的謊言；一逕倔強好勝的我，有時幻想著突然在課堂上站起來，用中文講它個一大串，看看老師同學的反應會是什麼？

然而，我終究沒有發過這樣的瘋，一面只能奮力地操練，慣習用英文思考說話，一面更加深刻地識得強勢語言的權力，在每每交手挫敗或小勝的情境裡，慢慢拼構建立自己的信心和認同。彼時我重讀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心裡苦苦地笑，唉，更貼近我的生活情境的是，『語言決定存在』吧。語言象徵具現、也複製鞏固了全球知識體系裡英文世界的霸權。這樣的權力關係也滲透在日常生活裡，一個具體情境是外國學生當助教或教課的時候。碰到這些交學費皇帝大的美國大學生，我有幾個台灣朋友有過好些令人又氣又悲的故事。比方說，一個朋友帶討論課，主題是 sex and violence (性與暴力)，一個性別歧視兼種族歧視的美國男學生挑釁地說，「老師，你是說 sax(phone) and violin (薩克斯風與小提琴)嗎？」

我在第一個學期教書的時候，我們同時要定期參加一個教學 workshop (研討會)，其中經常使用角色模擬的方式，來演練討論教學上會碰到的各種問題。有一次我好死不死抽到一個模擬狀況是，助教改考卷太慢而遭授課老師抱怨，我當下應對的方式就是向授課教授（有點低聲下氣地）道歉，解釋我因為是個外國人所以閱卷速度較慢等等。當時並不覺得怎樣不適當，然而晚上回家讀 Bourdieu 的 habitus (慣習)時，才心裡一驚發現我的身體，竟已經無聲無息間烙印內化了權力的痕跡，該道歉的不是我，而是沒有能力反省自己的權力優勢，以及尊重差異的優勢族群。下個學期開學的第一天，我於是大聲大氣地告訴我的學生：「My English is probably not as good as yours, just as your Chinese is not as good as mine. (我的英文或許沒有妳/你們的好，就像你們的中文不會比我的好。) 」他們在台下笑了起來，我心裡默默地想，不知道這些年輕又貴族的美國孩子有沒有真正聽懂，我要他們學習的這一門，不容易的人生功課。

從美國看天下

我在發表以台灣為個案研究的報告時，總是有人問我：你只是在談一個台灣的個案呢，還是在談一個普遍的情形呢？這雖然是質化個案研究，在量化研究掛帥的社會學界經常碰到的方法論爭議，如果我做的是一個美國的、芝加哥的個案，沒有人會要求你特別對此著墨說明，甚至在文章或書的副標題裡，他們也可以理所當然地省略了地方副詞，『美國』被隱約地等同於『天下』，許多書許多理論經常『從美國看天下』，習焉不察地持有以美國，或西方世界為中心的社會文化預設。相對地，一個小小的台灣，就不可忽略地成為一個普遍推論可議的『個案』。這讓我想起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在美國上課時，同學對台灣一無所知，老師善意地解釋說，「台灣是一個 island 島嶼，你把它放到密西根湖裡，不管怎麼說，還是一個 island 島嶼。」

世界政經與知識體系中的核心—邊陲關係，不只映現在標舉著普遍化的學術標竿下，美國或西方中心的盲點，另一個一體兩面或殊途同歸的問題，則是如同九零年代的後殖民學術浪潮早已犀利批評的，西方學術世界將所謂『第三世界』加以本質化、他者化 (otherize)。我在生活裡、課堂上也不時活生生體驗到這樣的情形。事實上，有些老師同學算是對美國中心主義有所警悟，因而對跨國比較研究興趣濃厚的，然而，當他們靠著幾個月的田野訪問，隔著薄紗來描繪我的家鄉形象，便讓我不免失去耐心，想狠狠撕開這塊東方主義的裹腳布。比方說，台灣的經濟奇蹟是最受國外關注的面向，而『面子』、『關係』、『人情』便成為台灣日常經濟生活中最能滿足他們好奇窺探的奇風異俗。有一回我忍不住反駁說，「拜託，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是儒教徒啊！」害得那個教 alternative/global sociology (另類/世界社會學) 的客座教授滿臉通紅。

本質化的趨向，一則反應在用粗糙的同質範疇，抹煞某個社會群體的內部差異，二則把其中的行動者化約為無助的受難者，而忽略了他們的自主能動性。在一門女性主義理論課上，我是全班唯一的非西方外籍學生，那次我們警慎地選讀了許多歐美以外的女性主義文獻。在討論相關課題的時候，我的白人同學們不如反常地大發議論，沈靜中隱約用眼角瞄著我，似乎在等著我，這個在座唯一的『第三世界女人』，為我其他飽受壓迫的第三世界姊妹發言。我每每心裡反問著自己，我是個『第三世界女人』嗎？這個熟悉又陌生的範疇究竟指涉的是誰？誰又有能力（論述的、政治經濟的）形構這樣的分類？而我又怎能理所當然地預設我和其他所謂『第三世界女人』之間的姊妹情誼？

我心裡的質疑聲音在下一堂課裡，得到更清脆的迴響。那天，我的美國基督教同學，報告了她在泰國目睹女性從娼的種種悲慘遭遇，在座許多人都流下了感人的眼淚，我卻全身起雞皮疙瘩不自在。因為，我聽不見那些泰國女人的聲音，我看見的只是一個被貼上『第三世界女人』符咒、面貌模糊、愕然沈默的稻草人。

聽見自己的聲音

返台進行一年的論文田野前夕，我出席了一場勞動研究的研討會，我是會中唯一的外籍研究生，在報告後好幾個人很有興趣地前來提出進一步的問題，其中不只一個人問我，你是西北大學的新聘教授嗎？我楞在那裡幾秒鐘，大笑說不是，我只是個仍在悶坐愁城和論文計劃奮鬥的窮研究生。心裡一面是忍不住竊喜得意，另一面卻有一種想當年不勝欷噓的荒謬心情。研討會的當晚有一場晚宴，台上有爵士樂聲繚繞，台下有各式豐富菜餚，侍者忙碌地穿梭為手持美酒的學術大師加水換叉，我坐在那裡，愕然尷尬地很，我想，這不是白天裡大談階級革命、勞資矛盾的同一群人嗎？那個片刻，我好想回台灣，好想回到田野裡，覺得早上的種種溢美之辭，像晚餐裡加了太多奶油的千層麵，有些令人反胃。

國外求學的經驗，於我最大的收穫，其實是跨越國籍語言文化藩籬、不斷辯證激盪的反省思考過程。跨海登岸，我見識到國際學界的浩瀚紮實，也度量了語言知識的權力地圖。我現在慶幸自己的異國人身份，讓我更敏感於挑戰質疑西方知識體系中的盲點預設，而從母國社會抽離與返回的旅程，也讓我得以從不同的視野認識台灣。事實上，我在上面描述的種種情形，經常也映現在台灣的學術社群裡，習焉不查地挪用美國中心概念來研究台灣的例子比比皆是，更不乏見將台灣文化或社會慣習加以本質化約的論述。在學術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爭辯雜音中，我們仍待努力摸索聽見自己的聲音。

僅以這篇文章送給其他泅游異鄉的人魚姊妹們，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