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現有的社會救助框架
各國政府對於救助貧窮的行動規劃，往往著眼於經濟弱勢家庭所需的生活費用不足，以現金補助或福利服務以補充其所得，又由於經費來自稅收，資格審查致力於確認「誰是值得幫助的人」，但是無論制度怎麼設計，始終難以擺脫觸犯工作倫理、造成福利依賴等疑慮，結果也少有人能脫離貧窮。然而，Michael Sherraden教授提出的資產累積福利理論則是要解決阻礙貧窮家庭累積資產的制度性機制（institutional mechanism），政府應運用誘因機制協助其累積金融性資產，並朝向指定的使用目的進行有計畫的投資，此舉不但有助這些家庭在社會性、心理性及經濟性等方面受惠，拓展生活機會（life chances），更進一步將其整合回歸主流社會，成為具有生產力的公民。
「個人發展帳戶」是資產累積福利理論的制度設計之一，背後的信念是相信只要有適度的誘因和選擇的儲蓄制度設計，就會促成貧窮家戶有計畫的儲蓄決定和行動。具有影響力的因素包括可近性（access）、理財資訊（information）、誘因（incentives）及促成契約（facilitation）。儲蓄機制應先提供儲蓄活動的可近性，引起存款人的注意及考量；再透過理財的教育課程，使個人或家戶充分理解資產累積的過程與好處，增強其儲蓄的意願；加上具有吸引力的誘因設計，形塑個人或家戶的儲蓄動機；最後，提供儲蓄的技術性支援與實際的前儲蓄約定（pre-commitment constraints），直接影響低收入戶的儲蓄比率與行為。相關方案常以高等教育、小型創業、就業準備等作為儲蓄用途，因為現金所得只是家庭的經濟所得來源其中的一種，累積房地產、有價證券、存款等其他資產可以衍生更多的現金所得收入，而無形的心理能力、人力資本和社會網絡等資產也都可以帶來財富。
過去，台灣社會救助系統所補助的對象大多為老邁年幼、疾病纏身、身心障礙等無工作能力者，但近年來新貧的人口組成以逐漸由中壯年者、高中職程度者、有工作戶長、單親家庭等所取代，傳統的所得維持策略的濟貧效果備受挑戰。面對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問題，社會所需要不再只是逐一的救援，而是普及的社會發展，政府有必要採取更積極的政策干預，可預見的，資產累積策略的脫貧將成為社會救助的主流思維。
我遇見資產累積福利理論
我從台灣大學的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畢業後，就到當時的基督教兒童福立基金會下面所屬的「台北家庭扶助中心」擔任社會工作員，我所服務的對象都是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大多是帶著未成年孩子的女性單親家庭。十一年後，我不再滿足於我的工作只是「一路相伴」而已，耐心地等待這些經濟弱勢家庭中的孩子長大，找到工作，然後脫離社會救助，實在太消極了！因緣際會，我決定出國進修，因此有幸遇到一位啟發我濟貧思考的經師，那就是當時任教於Washington University社會工作學院的社會福利學者Michael Sherraden教授。
那是1990年代，Sherraden教授當時正好發表有關「資產累積」的福利論述，出版了專書「The Assets and The Poor：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有一天我把這本書從頭念到尾，腦海裡立即浮現多年前我所服務的一個單親媽媽和她的檳榔攤。她當時是政府列冊的第一款「低收入戶」，先生在工作中受傷死亡，她帶著三個孩子共同生活，其中有一個還是身心障礙的孩子，以致她無法外出工作。她觀察到家門前的大馬路是大卡車進出台北市的要道，許多司機經常停車購買檳榔藉以提神，她因此向鄰近的一位檳榔老闆學習作檳榔，並詢問經營所需資金額度與買賣技巧，然後她問我可不可以協助她尋找開業資金。她的自立精神和生意計畫深深打動了我，我為她找到一筆5,000元的捐款作資金，也為了擔心這項投資的成敗而經常前往探視。後來發現生意進行相當順利，家中收入增加，允許她購買醫療輔具在家照顧身心障礙孩子，不必再奔波於住家和醫院之間。我認為這不只是另一個理論，而是可能實現的！
在1994年，我決定運用資產累積福利理論作為我的博士論文之思考架構，當時我運用了美國的一個家庭資料庫來檢視女性單親家長的資產累積經驗和福利救助經驗對其經濟自立的影響。同時，Sherraden教授在Washington University成立一個研究中心，稱之為Cen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開始在芝加哥和聖路易兩個城市進行小型的實驗計畫，提供相對配合存款基金給低收入戶的「個人發展帳戶」，並提供他們相關的理財教育課程以協助其訂定個人的投資計畫，進行有目的的的金融性資產累積，增進其未來的抗貧能力。我有幸參與了這個試驗計畫的初步規劃，成為該中心的研究助理之一，協助教授進行方案的設計與評估的規劃，直到我決定於1995年返回台灣任教時終止這個工作，將這些理念和經驗帶回自己的土地播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