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中國中古史研究通訊》第三期已於2010.12月出版!
北宋 傳宋徽宗 桃鳩圖

試談「漢魏南北朝墓誌釋註計畫」的意義
──代卷頭語

陳弱水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中國中古近世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執行已屆三年,這三年中,除了教師成員研究的進展,最大的成果來自子計畫「漢魏南北朝墓誌釋註計畫」。這項計畫得到臺大和其他大學研究生的廣泛參與,工作程序成熟,工作成果豐富,到目前為止,已在《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和《臺大中國中古近世史研究通訊》發表了多篇墓誌釋註,本期中又有新作。本計畫執行之初,就有出版成果的構想,在工作進程中,我們發現,兩晉南朝(含十六國)時期的墓誌釋註有單獨結集的價值與份量,更堅定了這個念頭。我們刻正積極修訂相關稿件,希望早日實現出版的目標。現在,個人想藉本期通訊之一角,略為說明我所體會到的本釋註計畫的意義。

作為臺大歷史系教研平台計畫一部分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釋註計畫」,一個主要目的是為研究生提供學術訓練的機會。如所周知,中國中古史的史料留存有限,魏晉南北朝的情況尤其嚴峻,如何善用傳世文獻以外的資料,對這個領域的學者而言,是重要的挑戰。石刻資料是中古史料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同學參加本計畫,既可接觸、熟悉這類資料,又能培養研究能力,即使對將來未必從事學術專業的同學而言,也是自我磨練的好機會。但另外一方面,同學犧牲了週末的時間參加讀書會,投注了大量的精力查核文獻,解析資料,個人總希望功不唐捐,期盼他們的成果不僅只是學習過程的痕跡,還能琢磨為高品質的成品,對學界產生實際的貢獻。在此,我們碰到的問題是:魏晉南北朝墓誌釋註有什麼意義?為什麼有出版的價值?要考慮這個問題,必須對中古石刻史料的性質有所省思。

所謂中古石刻史料,是指一切在中國中古時代製作的有文字石刻和碑刻品。這些物件樣態繁多,除了材質依托於岩石外,很難算是同一類的資料。石刻史料有存於地下的(如墓誌),有樹立在地表的人工石製品(如碑碣),有刻於自然石體者(如摩崖石刻),甚至還有自然與人工的混合物(如石窟文字)。至於保存狀況,有的原物俱在,有的原石雖在但已脫離現場,有的原石已失僅靠拓本流傳,有的連拓本都沒有,只有錄文。石刻史料在歷史研究中之所以珍貴,根本原由在於,它是歷史現場的特殊遺留──文本與物品的綜合體,不但可以補充、修訂傳世文獻中的資訊,還因有繼續發現的可能性,是知識前進的重要來源。不過,與傳世文獻相比,石刻史料的存在狀態複雜,內容往往破碎,親近性低,若非經過精細的整理,一般學者難以正確利用。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來,魏晉南北朝最重要的石刻史料大概是以佛教造像記為主的碑刻。這些資料雖然屢經蒐集、整理、著錄,就當前學術的標準而言,運用仍然不太容易。藏有大量拓片的圖書館很少,學者要研讀造像記,還是常須使用清代和民國早期出版的錄文。早期的主要石刻文獻集如《金石萃編》、《金石續編》、《八瓊室金石補正》,其實錯誤非尟,不甚可靠。清代學者在考證學上有很大的成就,石刻釋錄也是他們的業績之一。不過,這些學者多以個人之力從事資料整理,未必能獲得大量的拓片善本,成果自然受到限制。此外,宥於時代環境,他們採取的釋錄方式往往不合目前的需求,許多現在學者重視的訊息不見得都準確呈現於他們的著作。 [註釋一]除了傳統型的錄文,近期也有大型的石刻圖錄問世,如《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北京圖書館藏龍門石窟造像題記拓本全編》,可惜其中的拓片影像多不清晰,佛教造像記往往面積很大,在照片中,字體變小,辨認尤其不易。依此,這些圖錄只能當作資料解讀的輔助性工具,並無法成為文獻整理的根據。這裡想表達的意思是,石刻本來是實物,歷經千百年留傳至今,壞損已多,要將其轉化為忠實而可親的文本,需要學界的長期努力。

本文不可能詳細討論石刻資料應當如何整理的問題,但可以指出這項工作的幾個基本層次。石刻史料的整理至少可分三層。第一是原物的層次。這是指,整理的結果包含了石刻品所帶有的文字與非文字訊息,以及對此石刻品所處環境的描述。這種工作相當複雜,但可展現石刻品的整體面貌,對於環境的說明也有助於學者掌握石刻品的涵義。第二是拓片和錄文的層次。這層工作的主要目的在透過對拓本的辨識,準確傳達石刻文字的內容。理想的做法是拓片圖版和錄文一起刊出,以便讀者檢核錄文。第三是註解和考證的層次。石刻資料來自歷史現場,有原始和零散的特性,往往比傳世文獻更難了解,除了當行專家,很少人願意問津。錄文如果附有註解或考釋,可以擴大石刻史料的讀者群,增加整理工作的附加價值。

對照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本計畫的特色。首先,我們整理的是墓誌。在各類中古石刻史料中,墓誌是整理工作做得最多,最詳細的。我們考校墓誌,可以利用學界已有的豐厚業績,對本計畫訓練同學的目的而言,有其便利之處。事實上,臺大並無拓本收藏,我們沒有整理他種石刻史料的條件,只能以墓誌為對象。

其次,對於墓誌的整理,本計畫的重點在錄文和釋註,也就是等於前述三層次中第二層的一部分和第三層,在工作方式上,走的是「精益求精」的路線,希望在前人的基礎上,創造石刻史料的最大效益。仔細來講,本計畫的工作有四個重點。第一是錄文。在本計畫中,墓誌文字的轉寫,盡量求其精確,編排完全依照原石的樣式,並以最謹慎的態度填補拓片中未顯現或泐漫不清的文字。過去石刻資料的錄文錯誤多,常為人所詬病,加上資料集往往未附有拓片圖版,查核困難,造成研究上的障礙和錯誤。本計畫則努力製作正確而易讀的錄文。第二,除了精確轉寫的錄文,本計畫也提供錄文標點本,便利讀者研析。第三,錄文標點本附有註解。墓誌中有很多人名、地名、官職名和其他各種專有詞語,很妨礙閱讀。本計畫的註解工作可以使中古早期墓誌為學界廣泛利用,而不限於少數專家,也有助於初學者親近石刻史料。此外,為求達成墓誌的精確理解,在工作過程中,本計畫要求每篇墓誌都要有白話譯文,出版時則不刊出。第四,本計畫的墓誌附有考釋,等於對每篇墓誌都做了研究,使得所有文獻都跟歷史知識連接在一起。過去已有一些關於魏晉南北朝個別墓誌的研究,羅新和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的「疏證」部分也有高度的研究性質。本計畫的墓誌考釋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希望進一步提升學界對相關史事與歷史現象的認識。

最後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進行墓誌釋註?難道所有的石刻史料都值得如此做嗎?從學者養成的觀點看來,應該可以說,窮究任何文本都是有益的訓練。就正式學術工作而言,或許不能講,墓誌釋註一定有重要性。舉例而言,現在流傳的唐代墓誌有七、八千篇,大規模的釋註恐怕就無必要。但魏晉南北朝的情況不同。魏晉南北朝傳世文獻的數量相當小,導致石刻史料的價值特別高,而這段時期的墓誌又遠比後代少,使得竭澤而漁式的釋註不僅有意義,而且可行。無論如何,我很高興見到,經過幾年的努力,以臺大歷史系研究生為主體所進行的魏晉南北朝釋註計畫有了明顯的成果,這個過程大概有煩苦也有愉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些成果能達到出版的境地,屆時,欣愜的感覺大概會取代所有的記憶。 (原文刊載於《臺大中國中古史研究通訊》第三期,2010年12月)

[註釋一]二十世紀前期,日本學者也加入釋錄造像記的行列,主要成果有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彫塑篇》(1917年初版),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研究》(1941年初版)。我沒評估過其中錄文的水準,但衡諸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應該超過清代學者。魯迅(1881-1936)的石刻錄文很精細,但出版較晚。見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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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歷史地圖製作計畫」執行概況

「漢魏南北朝墓誌釋註計畫」執行概況

「中國中古近世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2010年年度學術活動簡介

 

學術交流紀行

陝豫嶽廟神祠考察行記

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紀要

交往的痕跡 ──2008 年夏大阪博士後之北九州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