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代的官方文藝政策重在鼓吹戰鬥意識，倡議生聚教訓，其終極緣由，實來自於國共內戰所帶來的家國動盪。當小說家意圖紀實／虛構其間的歷史軌跡時，所體現的，不僅是因時間流轉、空間位移而滋萌的憾恨傷懷，更是對「家國」意識的一再重新定義。然而，在華人社會特重家庭倫理的文化背景下，「國」之想像，必得要以「家」之實況為重要參照座標，才得以落實，以是，由男女夫妻互動而形成的性別關係，遂以此成為形塑家國想像的重要依據。
但弔詭的是，性別論述在（被用以）建構家國想像的同時，卻也同時為（男性）家國意識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做出多面向的質疑與解構。配合官方政策而創設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與《文藝創作》期刊，正是主導五○年代文學發展最具重要性的因素之一，本論文旨在以曾獲文獎會獎勵及《文藝創作》所刊載的小說為例，論析其間性別與家國多方辯證交鋒的實況，全文凡四部分：一、關於「文獎會」與《文藝創作》；二、戰鬥意識中的性別迷思；三、女性小說的性別政治；四、男人？抑是女人？-台灣想像與性別化家國主體的糾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