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年婦女的樓頭悵望，深閨幽思，一向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習見的「文本」；由於漢魏六朝「思婦文本」的作者多為男性，在「香草美人」的詮釋傳統下，詩歌中的「思婦」，遂多被視為君臣關係的託喻。然而，男性作者之外，若是也有女性詩人寫作類似歌詩，又該如何解讀？抑或是如同男性詩人般另有寄托，因此別有曲折？本文以漢末徐淑與南朝鮑令暉兩位女詩人的詩作為例，論析女詩人的思婦詩與漢魏六朝思婦文本間的複雜關係。
文中指出：雖然同為女性詩人，對於如徐淑等有真情實事為本的女性思婦詩而言，它所體現出的，正是個別的、類似英文中小寫的複數女性，對小寫的、個別男性的思念；然而若鮑令暉者，卻是在特定文學典型的規範下，以涵融著失歡婦女、失志臣下之怨情的，大寫單數的思婦身分，面對那既是情人、夫君、君上，也是大寫單數的男性主體，訴說著已被劃一的相思情懷。這其中，雖然也兼融了男性對女性的「認同」，但結果，卻是促成了女性主體的消解。而這一現象，正所以提醒我們：作為女性「詩」人，她所要面對的，除卻父權體系中社會生活政教傳統的種種壓力外，更有那來自文學典律，詩學成規的牢籠。女性詩人，所發出的，是否必然就是自我的女性聲音？這當是我們進行女詩人相關研究時，必須多方面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