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料的最大意義之一，是可以相當程度地還原文學現場，客觀呈現彼一時期紛繁多元的文學現象；而同一文學史料的不同解讀策略，更可為原先諸多被視為定論的陳說，推展出不同的觀照面向。本文旨在重新檢視《文藝創作》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得獎作品，以期為五○年代文學史料的研究開展新貌。文中指出：《文藝創作》以刊載「文獎會」得獎作品為主，訴求原在以文藝宣導反共抗俄。其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創刊，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停刊，從創刊到停刊，本身已形成一具歷時性的能動進程。在五年八個月，凡六十八期的刊行進程中，且不說小說文本所體現的意識形態與美學趣味，已歷經了不同階段的轉折遷變，其間的「家國想像」，亦因此迴盪出同一文學生產空間中的眾聲喧嘩，並銘記下時間流變過程中，國家論述／文藝創作多方交鋒的駁雜軌跡。特別是省籍作家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均能獲得文獎會肯定，並在《文藝創作》發表，正是以其迥異於主流的敘事姿態，豐富了五○年代小說「家國想像」的定義，醞釀也預示了日後家國論述益趨多樣化的發展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