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性別意識的體現，向來與文學傳統、社會現況及政治大環境息息相關；如何以性別研究的視角，去解讀小說，想像文學世界，更是多重文化機制交錯互動下的政治實踐。本文旨在就戰後臺灣小說於性別意識之建構發展，進行「歷時性」的觀照。全文凡三部分：
一，男性家國觀念下的性別建構與解構；
二，女性與家國鄉土歷史想像的重塑；
三，個人愛慾與家國論述的頡頏交鋒。
文中指出：在華人社會中，性別建構從來便糾纏錯綜於家國想像之中。在台灣，自四○年代《亞細亞的孤兒》及五○年代反共懷鄉文學開始，男作家小說中的性別建構多以男性為中心，不僅在空間想像上封閉自守，受限於「一門之內」是為「家」的傳統觀念；人物互動，也不脫「男主女從」、「父子相繼」的思維模式。女作家則一開始便顯現其於空間想像上的越界流動特質，從而在男性的家國與性別論述之外，發展出迥不相同的鄉土歷史想像。八○年代以後，同志酷兒文學蔚興，其個人愛慾與家國論述的頡頏交鋒，更為世紀末的台灣小說開顯新貌。在「敘述的慾望」與「慾望的敘述」交相激盪之餘，卻也為語言文字與慾望認同、性別建構間的繁複關係，披露更多自覺與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