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以戰後台灣若干重要小說為例，探析傳統父權體制下「家國論述」的建構及其自我裂變之跡。全文共三大部份：
一、何處是兒家？--《亞細亞的孤兒》中的「成家」欲望與性別焦慮；
二、家門內外--家之空間想像與父子傳承在《家變》《孽子》中的變與不變；
三、離家之後--野孩子們的廢墟意識與情色想像。
文中指出：日據時期殖民地無父無家的認同困境，固然召喚出《亞細亞的孤兒》的成家欲望，然而隨之而生的性別焦慮，卻正暴顯出「父子家國」本身的矛盾與盲點。爾後，台灣光復，國府遷台，台灣子民，儼然已是有家有父。但「家」的空間限制，「父」的威權性格，在在引發父子間的緊張衝突。依違於新舊世代交替之間，《家變》正是聚焦於「一門之內」，以「家」之發展過程中的諸多變與不變，質詰了父子間孝／肖之傳承觀的正當性與必須性。《孽子》則以「黑暗王國」與「安樂鄉」的空間想像，標示出「家國」定位的流動與機動；以錯位式的父子傳承，改寫線性式的血緣關係。然而，隨著政經社會文化的鉅變迭生，九０年代以後，「野孩子」們的廢墟意識與情色想像甚囂塵上，看似憤懣頹廢，但交相辯證之下，畢竟仍在傳統思維模式之外，新開生面。這一系列文本所銘記的，亦正是文學想像與外在環境及文化機制的互動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