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道德淪喪、校園菁英有責

吳珮瑛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專任教授

刊於2002年11月19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台大陳維昭校長日前於校慶上指出，「現在社會缺乏道德倫理，知識份子只埋首自己的專業領域，不思考對人類的衝擊，與玩弄權力的政客沒有兩樣。」對於這樣的痛心疾呼，反應了部份的事實，但也有令人不解之處，更表達出陳校長對政客的不屑。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現在社會確實缺乏道德倫理，如果決定社會走向的是知識份子，則身在大學校園裡的教授菁英份子們，是否該為社會的這種偏離走向負起責任，且讓我們拆除校園的藩籬，檢視造成此種現象的可能原因。

        當一位學者在面對一種只問論文出版在何處、出版幾篇，而不問論文實質內容的升等與聘任制度，亦即，當制度的設計只要求裁判者計算出版在特定期刊論文索引上的論文有幾篇時，被裁判者合理且理性的反應，當然是竭盡所能的以量產來塑造自己的學術地位。這樣的制度本身就不鼓勵裁判者深入探討、進而肯定與欣賞論文對我們社會的影響與貢獻。因此，學者關在象牙塔裡進行一些與我們社會無關痛癢的研究，說是制度使然應不為過。

　　專研自己的領域原本就是學者的職責，由於專研前的制度誘發學者將自己關在象牙塔，暫不論專研後的成果是否有益於社會，如果不幸對社會有危害，相信學者可以振振有辭的說非他之責，是使用者之過。對於這一類的學者尚可以給與肯定之處，是他們還在從事與自己專業有關的工作。

　　那校園裡的知識份子又該為社會道德淪喪負何種責任呢？如果我們看到學者如何以學生為人頭、如何四處收集、收買發票收據，吃盡政府各部門委託之研究計劃的經費時；當我們看到教授們將學生所寫的文章只以自己之名義發表時；當我們看到教授們上課盡是閒聊時；當學生們得知校園內的行政單位，時常費時、費力、費盡心思「努力」處理升等、聘任、選舉的各種黑函時。

　　猶有甚者，當學生們看到校園內各種大小行政主管的選舉，拜票、請客、綁樁、威脅利誘、爾虞我詐樣樣不缺，選後佔著職位不做事的厚顏行竟，不折不扣就是校園外選舉的翻版時，我們期待在這種環境薰陶下的學生們學到什麼？我們寄望出了校門後，流竄於社會各個角落的這一群人應有何種道德倫理？且當這一群人因學位至上社會價值觀的使然，而有較大的機會成為所謂社會的「中堅」份子時，我們社會的價值觀、道德倫理走向應該是非常明確的。

　　政客的部份行徑不只不被欣賞，甚至是不應該的，然而，身為大學的最高行政主管，除了可以以身作則之外，是否還有任何剷除這種事實上比政客行徑還不如的積極作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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