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訶德先生》問世四百周年紀念專題報導 (2005年11月,頁50-55。)

 

塞萬提斯的夢想原型

 

        如果我們問,隨意舉出某個語言或國家的代表作家或作品,中文會說出《紅樓夢》,日本會說《源氏物語》,英國會高舉莎士比亞,美國會推崇海明威,德語會請出歌德,法文可能提名雨果,義大利文緬懷但丁,俄文會尊崇托爾斯泰...等等。如果要把作家和他的代表作結合起來一起枚舉,這文學史中簡易算術得到的最大公約數應是西班牙語的塞萬提斯(1547-1616)和《吉訶德》[1]了。新世代或許會狐疑:「塞萬提斯」是什麼東西?或許我們應該說:《吉訶德》數百年倍增的聲名讓原作者退居幕後,而繼起生命閱讀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已枯槁的軀體。另一方面,是因為塞萬提斯只有《吉訶德》這部作品,所以沒有其他選擇了?不!塞萬提斯寫詩、寫劇、長短篇小說,著作等身。他一生歷盡滄桑,參透世態炎涼。勒班多戰役成為斷臂武士(1571)、阿爾及爾五年遭柏柏爾人囚禁期間(1575-80),四度逃離未遂,兩千大板的懲罰,他依然可以文思泉湧,寫出動人詩篇。在生命最後十年,「諸法皆空、自由自在」,人生閱歷最豐富、書寫最成熟的階段寫出兩部苦心孤詣的結晶《吉訶德》(1605/1615)。兩部相隔十年,故事情節銜接只差一個月。第一部面世當年,有人在自家門口遭謀殺,塞萬提斯受牽累又短暫身陷囹圄;第二部出版隔年,他便與世長辭。他像繪畫界的梵谷一樣,生前不得志,晚年獻給世人最佳傑作,身後的榮耀不絕如縷。

        《吉訶德》的心路歷程呈現塞萬提斯「他我」的寫照。他跨越西班牙三個王朝,從鼎盛的卡洛斯一世(1516-1556)到無敵艦隊被摧毀的菲利普二世(1556-1598),止於簽訂休戰協議的菲利普三世(1598-1621)。塞氏生命的歲月是菲利普二世執政期,也是西班牙民族主義至上、但黃金世紀盛世開始走下坡的時代;是開啟理性、人文主義的文藝復義轉變為否定當下、幻想與幻滅揉織,突破典律的巴洛克時代。《吉訶德》兩部雖都在十七世紀初出版,他的底蘊是文藝復興的精神。西班牙文藝復興已有二元論的特色:雅俗共賞、宗教人文並重、理性感性兼顧、倫理與美學並置。塞萬提斯坎坷際遇提早體驗爾後菲利普四世(1621-1665)和卡洛斯二世(1665-1700)式微的西班牙,因此,巴洛克時代的社會政治悲觀、冷漠、失望、挫敗、懷疑論時而被賦予解讀文學的《吉訶德》。因此,塞萬提斯並非創造一個新題材,他妙筆生花的敘事,是忠實地把那個時代人性的矛盾與虛空呈現出來。

        《吉訶德》也可說是打著騎士文學反騎士文學的產物。騎士文學源於十二世紀法國文學,詩人克雷蒂安•特羅亞(Chrétien de Troyes)的五篇亞瑟王傳奇及衍生的騎士小說傳到西班牙,十三、十四世紀成為膾炙人口的讀本,各個不列顛英雄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猶如中文讀者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熟悉江湖豪傑般的熱度。十五、十六世紀西班牙也有本土的騎士小說代表作《高盧的阿馬迪斯》。這些敘事都讓塞萬提斯寫入《吉訶德》(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十一章等)。

        《吉訶德》想要傳遞什麼精神?與其說塞萬提斯排斥騎士文學,無寧說他反諷騎士文學,他掀開騎士英雄神話的面具,讓他展現另一面人性的特質。人性的本質是「一體兩面」,因此,塞萬提斯刻畫吉訶德和桑丘詮釋人性的二元。從桑丘那詼諧的口說出令人拍案:「冒險騎士就是一會兒挨揍、一會兒作皇帝;今天是全世界最倒楣、最窮困潦倒的人,明天手上卻有兩三個王冠可以賜給他的隨從的人」。人都有英雄的志向,也有凡人的脆弱;有遠大的理想,也有現實不容的窒礙;有眼高手低的時候,也時有小蝦米贏過大鯨魚的光彩。有善面的寬厚,也有惡面的私心,有亮的光鮮,也有暗的悲淒。因此,吉訶德和桑丘主僕體現了人性顯性和隱性的特質。塞萬提斯生前志在千里,因為挫敗,書寫所以深刻;因為失去,留下得而永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被寫進去了,因而感動共鳴,也因此文學創作都在這個人性的框架內遊走;而騎士文學研究反因《吉訶德》更發光發亮了。

        《吉訶德》有幾個經典篇章經常被援引,也常被用來解說瘋狂/荒唐與夢想/癡想,理想與現實的折衝、矛盾與妥協。第一部第八章的誤將風車當巨人,正面迎戰;第十八章的誤將羊群當大軍,搏力宣戰;第三十五章大戰紅酒袋,誤將紅酒當鮮血;第二部十七章膽大包天挑釁獅子、第二十七章調解驢叫糾紛...等等。逐(築)一個不可能的夢想是吉訶德畢生的執著,那個執著建立在「為了自由與尊嚴,人生值的也應該冒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個「縮」,不僅是「直,正確」,更需要勇氣,因此,吉訶德為一個崇高的理想而奮鬥,遠比服伺卑劣的行為高尚,一如他最後對白月騎士坦言:「杜西內婭是天下第一美人,我是世上最不幸的騎士,我不能因為自己無能而抹煞這個事實」。吉訶德一生為一位不曾謀面,從來也沒在作品中出現的女人杜西內婭癡迷,以她之名行俠仗義、濟弱扶傾,杜西內婭是吉訶德的尊嚴與自由。就作者塞萬提斯而言,也是他的尊嚴與自由。他的幽默、諷喻筆觸是正面的,即便他一生潦倒,也不抹煞西班牙這塊摯愛的土地。或許這也是西班牙人把這部作品視為國家精神象徵的緣由。

另一方面,對應那些吉訶德視而不見,以我執、感性去判斷物體表象的行徑,是一種宣洩與嘲弄。風車、羊群、獅子、酒袋、猴子、驢子...這些動(物)的世界對吉訶德而言,是另一個對應的空間。乍看彷彿是不對等的兩個主體,「物」的世界卻是亙古以來觀察人類行為最好的範例。「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孰醉孰醒,孰濁孰清?端看你用什麼顏色的眼鏡去看他。在瘋狂吉訶德的行徑中我們感受到真實的累/淚,在言之有物、頭頭是道的吉訶德言論中,我們洞徹俗世的虛假。桑丘的角色是鏡子外的吉訶德,我們看到妥協的必要與和諧,是一個識時務者的典型。佛洛依德《夢的解析》裡說「夢是願望的達成」一語足能詮釋吉訶德的行為模式。

再者,我們如果以時代背景對瘋狂的解讀,則可領略十六、十七世紀對待瘋狂的態度和當/現代是不同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想家荷蘭籍的伊拉斯謨斯的《愚人頌》對人性的諷喻,以及闡述瘋狂之特色與必要,可以解釋彼時類同的人物行為,例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西班牙劇作家卡德隆•巴爾卡《人生如夢》的塞希斯幕多,但是後兩者的瘋癲已經有有形的空間框架,不像吉訶德的自由狂奔。十七世紀以後,世人處理瘋顛的態度已經改變,「禁閉」被設定成瘋癲的寓所,因此瘋癲的思想行為被隔離在一般正常的範疇之外。職是之故,我們看二十世紀諸多改編自《吉訶德》的歌劇、電影,導演處理吉訶德這個角色和瘋癲元素時都收斂許多,反而放大桑丘的娛樂和丑角效果。

近幾年來奇幻文學、魔幻電影蔚為風尚,讀者觀眾趨之若鶩。我們回頭看四百年前,《吉訶德》早已耍過魔棒,見識虛幻,令人稱奇。例如第二部描述的森林騎士、鏡子騎士、白月騎士這些夢幻騎士的想像與造型;二十三章吉訶德在蒙德西諾斯山洞(意味命運之洞)的奇遇引人入勝。該章敘述長老等人被禁壓在地洞裡見不著天日,多年等待,終於盼到吉訶德來訪,等他向世人公布地洞的秘密。二十九章上魔船、冒奇險;三十四、三十五章替杜西內婭小姐解魔咒等情節都是典型的魔幻題材。至於英雄俠士必有美人垂青的千古佳話,塞萬提斯也沒錯過,第二部女人角色敘述尤其細膩,例如,第四十六章敘述吉訶德面對阿爾迪西多菈的挑逗,塞萬提斯把一個五十餘歲紳士癡漢心亂如麻的心情寫得一點也不遜那玉樹臨風的楚留香。

《吉訶德》的改寫、改譯版汗牛充棟,時而原作多元的意旨會被簡化誤讀。不同國度的文化背景也會有不同詮釋。中文世界的多種解讀中,也有許多超級比一比:或有以阿Q比擬吉訶德;也有嘗試將《紅樓夢》的賈寶玉和吉訶德的瘋顛做對比研究; 或是以現實理想為分水嶺,將《吉訶德》和《西遊記》,甚至與《鹿鼎記》擺在同一個平台上的對照記。《吉訶德》如此多元,每一位讀者自然可以從「讀者論」的角度切入,解讀自己心目中的《吉訶德》。

        塞萬提斯和《吉訶德》在文壇屹立不搖了嗎?應該說四百年歲月洗禮,定位仍備受肯定。當今小說文類創作的優勢相對讓人回顧夙昔典型。如果戲劇、詩、散文是一種鼎盛的創作文類時,那麼此類經典也會被再現出來。《吉訶德》引領小說創作的風潮,又兼具多種題材和技巧的書寫,因此,它像廣納百川的大海,彷彿談到任何一個點都可以跟它銜接勾勒。這大概是他千古風流獨特勝出之處。



[1] 從魯迅開始,學術界翻譯《吉訶德》時不曾產生訛誤,均以「吉訶德」譯出。但是出版業者和譯者則誤將(或從俗)敬稱「先生」譯成「唐」或「堂」。西班牙文的「吉訶德精神」一字是quijotismo,不是donquijotismo,因此,本文譯文希望將原文精髓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