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文學周 之二 台灣行•聯副獨家專訪
作家的責任在「寫」
聯合副刊
/ 製作
張淑英 專訪
來台前剛出版一本小說又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的塞拉，除了創作，還固定為報紙撰時評、與文友敘舊，更為「塞拉基金會」擴建計畫而忙碌。由於對台灣相當陌生，所以他說：「我將盡可能參觀接觸各項人事物。」
年輕的張淑英教授留學西班牙時，即與塞拉夫婦建主了深厚情誼，若非面對老友，能夠自然、無拘無束，不可能有這樣親切的專訪。塞拉在娓娓敘說中，表達了他對走訪故宮的期待、對中國文學的認識，還有他的寫作習慣、業餘興趣、文學創造與文化交流之卓見，歸結在生命如何可以無憾，呈現出一顆全方位的心靈，十分精采生動。 （編者）
●問：先談談您目前生活及藝文活動，是否有新作發表？是否仍固定為報社撰 稿？平時較忙於那些工作？還固定上電視台或廣播節目嗎？
●答：最近剛出版一本小說叫《El asesinato
del perdedor》（小人物之死），由Seix
Barral出版社出版。現在又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什麼名稱呢？）還沒替它命名（是不是Mader de boj《黃楊木》？）不是，不是，只是開始尋思想些題材而已！畢竟寫作是我之遠不會間斷的工作。馬德里《獨立報》
(El
Independiente)停刊後，現在仍繼續和ABC日報合作，固定撰寫雜文或時事評論。電視臺和廣播節目不再像以前那麼頻繁，偶爾上上Jesús
Hermida（艾米達）的「時事論壇」電視節目。還有每週總會固定到馬德里和一些文友敘舊聊天，吃個便飯，十分愜意。您也知道「米開朗基羅飯店」是我和大家約定的集散地。另外也為卡米洛•何西•塞拉基金會擴建計畫忙碌，不時得瓜達拉哈拉（目前住所）和巴特龍市（故鄉）兩地跑來跑去。這是我目前生活的大概。
●問：此次訪華的動機和興致源自何時？
●答：一九九一年奧林匹亞基金會就曾來函邀請，彼時興趣濃厚卻排不出時間，除了忙於創作，國內外各項邀訪活動早已安排好。但是我對於台灣之旅一直十分憧憬，近一、二年來，我逐漸減輕手邊的工作，也比較有空閒安排旅遊活動。此次應邀訪華讓我實現長久以來的「東方之旅」的夢想，這是我榮幸，也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問：此刻心情如何？在台期間最想做那些事？參加那些活動？有沒有特別想見的人或是特別偏愛中國那些東西？
●答：心情當然是十分興奮，也充滿期待。雖然我曾受邀訪問過許多國家，坦誠地說，東方對我而言是個相當陌生的國度，尤其中國（中華民國台灣）更是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國家。妳也知道我們西班牙人常把奇特、陌生、或是神秘的事物說成是「中國神話故事」，表示不可思議或是遙不可及的世界。所以藉著這次訪台的機會，我將盡可能地參觀接觸各項人、事、物。由於陌生，所以充滿了好奇，由於好奇，各種事物對我都是新鮮的，都具吸引力。我相信主辦單位所安排的活動一定是精彩且具特色，透過這些活動，可以讓我對貴國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此行我也將作一、二場演講，並藉此和貴國學者作家、文化愛好者交換心得意見。
對於中國的東西，就像現代主義詩人或作家常引喻的「中國的瓷器」，在文學上、在日常生活中，瓷器給我們的印象是高貴又纖細的裝飾品或器皿，我一直很欣賞。我太太的祖父是船員，年輕時隨船出航曾從馬尼拉帶回一些茶具，我想這是中國的，到現在我們都還保存著。另外中國美食由來名聞遐邇，雖然我們在馬德里中國餐館也品嘗過，但我相信台灣的中國菜一定更道地精緻。妳曾經送我一本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古物古畫令人嘆為觀止，藉此次訪華之旅希望能親眼目睹，一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太太開玩笑說：她將帶兩箱空皮箱前去採購、滿載而歸。我們常把「中國旗袍」說成是「日本和服」，知道日本和服的樣式，但還不知道外國女人穿起旗袍會是啥模樣。諸如這些典型中國飾物，我們都將帶著一顆好奇的心去欣賞去品味。
中國對西班牙而言，仍是「神秘」的象徵••••
●問：能否談談您對中國文學和作家的瞭解，有沒有特別欣賞的作家或作品？
●答：我對中國文的的瞭解，坦白地說，僅止於古典文學或者更明確地說，僅限於一些道德思想家。諸如老莊哲學思想、孔子儒家學說、四書五經之類，以及中國最古的歌謠《詩經》的介紹。中國當代文學或作家我所知有限。不過透過這類道德思想家多少讓我瞭解中國人的哲學思維，以及您們講求中庸的行為規範。然時代久遠，我倒覺得這是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優點。
●問：近年西班牙曾譯一些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像《紅樓夢》（共分三冊，只出了二冊便無疾而終），《儒林外史》、《西遊記》
..... ，以及《喜福會》及改編成電影的《紅高梁》等，除《喜福會》挾持美國暢銷書浪潮及《紅高粱》是柏林影展得獎作品的聲勢，兩者都有頗佳的銷售量，其餘則較乏人問津，可是一般讀者似乎對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作品也滿感興趣，例如像賽珍珠的《東風西風》、《大地》等作品，這其間差別或原因何在？
●答：我不能斷然說是那些原因，不過我想西班牙對中國文學的陌生是第一個原因，長期缺乏宣傳媒介及良好的迻譯也是一項重要因素。中國古典文學所用的詞彙就好像我們中世紀，黃金世紀文人所用的古西班牙文，本國人看都頗吃力，翻譯則更費工夫，文言文變白話文，白話文再轉成西班牙，如果不是語言、文字造詣都好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沒有特別去細看這些小說，無法做太多評論。至於賽珍珠，我想人名勝過作品名，她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又是美國人、西班牙自然對她的關注會多一點。中國對西班牙人而言，仍是「神祕」的象徵，有些作家也善用這份神祕感當作題材吸引讀者，像年輕一輩的Jesús
Ferrero （費雷洛）甚至用《戰國時代》為小說名及一些奇特的符號，雖然不一定和中國的「戰國時代」有關連。
●問：您曾說西班牙是一個十分極端的民族，對中國的印象是否也呈現兩極化呢？譬如您方才提到中國對西班牙人而言仍是神祕的象徵，充滿神話色彩的國家。但是長久以來在西班牙待過的中國人都十分好奇（也深感困惑）為什麼西班牙各地方有妓院或是紅燈戶之區都叫做「中國城」（或是中國區），這個印象或命名從何而來？
●答：據我所知，我們所稱的「中國城」或「中國區」(Barrio
Chino)並非指中國人。「中國」「中文」「中國人」在西班牙文裡不光是只有「中國」的涵意，也可以解釋成瓷器、石頭、僕人等意。（您知道黑人和黑白混血所生的後代也叫「中國人(Chino-China)」嗎？）我沒有特別研究，我並不確定「中國區」這個稱呼是不是有什麼歷史淵源，但並不是指「中國人」而言。
●問：在您作品中常有中國人出現，當然影射「妓女戶」的「中國區」可能在西班牙變成習慣用法，您也直接在作品中描述。當您寫到中國人時，是否有特殊涵意或對您個人而言代表意義為何？
●答：其實讀者應可發現，我寫到「中國人」時，可能有豐富小說人物的功能，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中國人」這個角色加以評論或發表正面抑或反面的敘述。如果說有什麼特殊注意的話，仍然可解釋為一個謎樣的國度遙遠的地方。一個「不相干」的人嵌入小說情節，他的角色通常很簡單，因為「陌生」到不需要深究他的來源，他的存在給讀者的感受（至少在西班牙）就是突兀陌生。
●問：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讓西班牙人民更瞭解中國或台灣的文學發展呢？
●答：當然可以透過文化交流的方式，像我們此次應邀訪華也是一項很好的交流活動。也許可以透過私人或財團機構大力推動。政府單位如果有心當然很好，可是常常政府機關都把文化事業擺最後，這是很令人憂心的。兩國可以互邀互訪，迻譯作品出版。像我在故鄉成立的卡米洛•何西•塞拉基金會，也是這種性質。所有有興趣研究我的作品的，不論國籍，都可以前來此地做研究工作，或收集資料，基金會也提供若干名額獎學金。目前則有擴建計畫，以期將來方便更多的人前來研究甚至就地提供食宿。當然我也知道目前的情況是，從台灣來西班牙求學的人遠比西班牙去台灣的人多得多。中文說、寫的困難度讓我們望而卻步，而經濟問題也是一大因素，長途跋涉到異邦，在選擇台灣之前，絕大部分的人可能選擇鄰近歐洲友邦或美洲大陸。所以中國或台灣的文學，有賴你們學習西語文學的人來傳承引介給西語讀者，就像西語文學也需靠你們介紹給中國讀者啊！
寫作就是要不斷地構思，我不大相信靈感這玩意兒••••
●問：對當今文壇的看法？對年輕作家有何建言？您個人都還閱讀那些作品呢？
●答：寫作就是要不斷地創作，不斷地構思、不停地努力，我不大相信靈感這玩意兒，就是有靈感，也是不斷地深思營造出來的。當今文壇（世界文壇）充斥一股商業化、速食文化，講究輕薄短小，在西班牙我們稱它是「紙巾文化」，用完就可以扔了。我很憂心，但似乎無法和這股潮流相抗衡。我的閱讀越讀越回去，看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看不受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但的確是優秀卓越的作家，像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像巴洛哈(Pío
Baroja
1872-1956)。
看十六、十七世紀的作品，或是古典文學，雖是重複閱讀，但每每越讀越有新得與新味，現在的文學作品，除非有文友大力跟我推薦，我很少接觸。我喜愛的仍是我的「初戀」，仍是格微度(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巴洛哈(Pío
Baroja)巴耶•因克南(Valle-Inclán
1866-1936) ....等等（以上均為西班牙作家）。
●問：現在我們來談談您的創作歷程，臺灣的讀者對您作品的認識一般可能僅止於《杜瓦特家族》和《蜂巢》兩部小說，是否可以談談您的創作歷程或是每部作品的特點，例如題材、風格或是技巧的改變，還有您寫作的心境以及嘗試其他文類創作的動機與過程。
●答：哇！真是「大哉問」！這個問題等於是談論我的一生嘛！恐怕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完，當然並不是說我的創作歷程有多宏偉；有時候我覺得作家的責任在「寫」，想「說」就靠「寫」來傳達，而「說」好像是評論家的「嗜好」和「工作」。我簡單抏要地談一些我想得到的特點好了。
其實孩童時代我對寫作便有濃厚的興趣，大概是十歲左右吧！便開始寫詩，當然詩體、技巧、內容都不是很成熟，不過我很高興有這樣的嘗試。可能很少人知道我的第一部作品（雖然不是第一部出版的作品）是詩集──《踩在夕陽下》(Pisando
la dudosa luz del día,
1936-1945)，內容可能和我彼時二十歲的年紀一樣青澀，但是我很感謝詩人巴內羅(Leopoldo
Panero,
1909-1962西班牙詩人)的鼓勵和賞識、期待我為西班牙的新詩注入新希望，而我卻在散文、小說方面達到這個目標。我的第一部小說「杜瓦特家族」以第一人稱方式平鋪直敘，描寫血腥事件不斷的情節。寫這部作品時我抱著鬥牛士「單刀直入」不畏牛角挑釁的心情，想架構緊湊且充滿暴力的緊張氣氛（雖然我不知道作品完成後是否和我期待的效果一樣），我很感激José
María Cossío
（1893-1977西班牙作家，最佳鬥牛史編篡者，兼寫詩，彼時任最大出版社Espasa-Calpe負責人)的引薦，讓這部作品得能問世，我也感激彼時評論家的寬宏大量，對這部小說給予正面的評價。
（上）
(續昨日答)
不過我也不避諱說出法學院教授雷卡莫拉(Pedro
Recamora y Valls)的意見，彼時他任傳播學會會長，他說：「塞拉這個人我看不太正常，我很高興我把他「民法」這科當掉，學校的操行標準可不容許他取得法學碩士學位（指《杜瓦特家族》中敘述之殘暴行為），我也很高興阻止了這部小說的出版，這部小說看的我頭昏腦脹，渾身不舒服。」另外，這部小說也引發了所謂「恐怖主義」
(Tremendismo)的探討和研究，儼然成為《杜瓦特家族》的代名詞，唉！作家對自己作品主宰的力量有時竟然抵不過評論的風潮，作品完成後彷彿評論家才是監護人似的。起初如果我對「恐怖主義」不以為然，如今倒也接受它在這部小說的主導地位。我在《杜瓦特家族》五十週年紀念專輯序上也提到「五十年來杜瓦特家族享受讚譽和喝采，也經歷噓聲和詛咒，負面的評論和冷漠讓它『置之死地而後生』，反而有利他的成長和傳播，如今好或壞的批評似乎都不影響他的地位了。二十五年後我們再來看看它的變化吧！不過屆時二O一七年我已一O一歲了，可能癡呆笨拙，動彈不得了」。
《療養院》（Pabellón
de reposo，一九四三）是和《杜瓦特家族》截然不同的嘗試，我試著在《杜瓦特家族》之後走出另一條路，一條平靜祥和的途徑；沒有暴力、沒有謀殺、沒有愛恨糾葛、沒有地理背景，整部小說的發展嚴格說來，沒有所謂的「小說情節」，也不太能代表我的文學創作特色與觀點（至少和今日我的創作理念不同），而且這部作品是連載小說，每週要交出特定字數的量，走筆疾書之下，品質也會打折扣。我叫她是「拼圖小說」，不過我對這部作品深感親切，因為是以自己親身經歷為藍圖所架構出來的故。
《拉薩里奧的新歷險與不幸》（Nuevar
andanzas y desvenfuras de Lazarrillo de Tormes，一九四四）是一部「日記小說」，以西班牙的傳統為舞台，讓我們歷史人物「流浪漢」小說的主角重新上演一次，記載流浪漢的遭遇；淘氣、鬼靈精甚至卑鄙的行徑。我覺得自己像十六世紀的流浪漢，優遊在和十六世紀相仿的二十世紀的西班牙風光，這部小說是我後來一系列遊記作品的濫觴。
《考德威夫人與其子一席談》（Mrs.
Caldwell habla con su hijo，一九五三），我對這部小說發自內心「崇敬的心」，但願能找到像考德威夫人這樣的女人，雖然有點異於常人，這部小說，事實上，是考德威夫人的獨白，我嘗試用超現實主義慣常的「夢境」處理方式來描寫考德威夫人的心境，時而失常、時而理性、向她死於愛琴海的兒子細訴她的婚姻生活，她的母愛
...... 這部小說共有二一四小節，讀者可以看出考德威夫人神智的變化，從一開始神經錯亂的跡象，到最後住進倫敦精神病院的垂死邊緣。我的一些心理學家朋友說這部小，有佛洛依德「戀父情結」傾向，或許吧！
《耶穌對亞力桑那》（Cristo
Versus Arizona，一九八八）是我得諾貝爾文學獎前最後一部小說。為了實地體驗並回味一下我記憶中的人物和景象，我一九八七年二月特地做了一趟亞力桑那州之旅，在那兒完成這部小說。小說主要描寫一八八○
∼ 一九二○間發生在亞力桑那州的OK營事件，充滿暴力、野蠻的情節，但仍透過獨白的方式來傳達訊息。
《小人物之死》（El
asesinato del perdedor，一九九四）今年四月才出版，就「美學」觀點而言，和以往的小說創作截然不同，在小說中我用了近三十個名字，表示原本這部小說應用的名稱之所以不能用是因為種種原因
......透過這些原因來反映社會中的不平現象。這個小人物是個生來就注定要提早失去生命的人。他在酒肆裡和女友親熱，被目擊法官視為妨害風化，加上他出言不遜，法官強將他繩之於法
......結果這位小人物馬特歐•盧維卡斯(Mateo
Ruecas)不久旋即自縊結果生命。小說內容是「自殺」，小說名稱我用「謀殺」，究竟何者為是讓讀者去判斷。其實小人物無須用到「謀殺手段」，只需導引他們走向自殺之路，他自然會自我了斷。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
至於戲劇作品《瑪麗亞•薩比娜》（María
Sabina，一九六七）及《乾草車》（El
can de heno o el inventor de la quillotina，一九六九）在馬約卡島及馬德里演出回響雖不至太冷清，也沒有造成轟動。我想觀眾也不復記憶，不過總是一種試鍊，我倒沒有很在意成果。
小說人物絕對自由，不可用作的架構束縛••••
●問：談一些您寫作的習慣，如何布局，及思考故事內容？是否顧及讀者喜好？
●答：我喜歡用紙筆寫作，通常是用筆記本，兩旁留出空白，以便隨時修改補充，一有念頭隨及用便條紙記下來貼在牆上，或是容易見到地方。五年前寫下《黃楊木》
(Madera
de boj)的大綱，到現在卻當未完成，反而是《小人物之死》提前問世，我試著盡早讓它和讀者見面。我近幾年來才開始用電腦，（瑪麗娜Marina，塞拉之妻）可以幫我整理打字，另外也有祕書可以協助。不過創作方面我仍享受紙筆磨蹭的愉悅。
小說創作一開始我是會寫下大綱，不過通常是第一部分還沒寫完，小說人物就自己往別條路走去了，我便不堅持拉他回到我的格式裏，也許這時候是小說人物帶領我走了，原先的布局便可全部捨棄，我覺得一部小說、一部所謂的「文學創作」小說人物是絕對自由的，不可以用作者的架構來束縛他們。
至於讀者，我想非文學類的作品是可以有特定的對象，針對某一層次的讀者投其所好，文學創作不可以設定目標，不能有「指定讀者」的意圖，才不會限制作家想像發揮的空間。長久寫作下來，我訓練自己擺脫「評論」的枷鎖，也告訴自己要掙開「讀者」喜好的桎梏，如今我比較不關心讀者對我的作品的好惡，那怕只有一個讀者欣賞，也令人欣慰了。
●問：方才您提到《療養院》是以個人親身經歷為背景，是否還有其他作品有濃
厚的「自傳性質」或是隱喻個人生平呢？
●答：我想每一位作家除了豐富的想像力之外（無法全部憑空杜撰），多多少少
要以個人生活經歷為基點，或以周遭人物為對象，或以閱讀為靈感，將所見所聞改編轉化為小說中的故事。說哪部作品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倒是沒有，不過生活瑣事記載倒是有一些，例如我在<<亡魂祭舞>>」中提到羅格洛紐省(Logroño)的妓女就是我表哥的親身經驗；<<1936年聖卡米洛紀念日>>也寫進我個人「參戰」的經歷，﹝問：可否詳述一下呢？﹞內戰中最令人痛惡的是法西斯和馬克主義的入侵，這些擁護者殺西班牙人像宰兔子一樣，我彼時的唾棄，今日得到證明
─
他們已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消失，這是人類的福氣。至於那場殘忍、毫無意義又莫名奇妙的戰爭的罪魁禍首是我們的父老長輩，吃虧受害的是我們的弟妹子孫，而我是夾在這兩層關係之間，我們這群一九三七年入伍的新兵是時代的代罪羔羊，入獄監禁不需要理由原因，被砍斷翅膀不准遠走高飛，被隔離斷水斷食不知所犯何罪
........，今年七十八歲的人是那場愚昧戰爭的犧牲品，毫無反抗的能力，只能耐心地等待，和命運搏鬥，暗藏著一點自尊希望不會被當成白癡，因為我總認為即使餓死也要死得有尊嚴。
（中）
●問：換個話題，聊點輕鬆的，文學創作之外，您個人有沒有其伳特殊愛好？您這一生當中有否較有趣或難忘的軼事或回憶？文學之外，您最欣賞的人事物為何？
●答：我可沒有什麼特殊的「hobby」，培養嗜好或興趣需要投入許多時間和精神，而這些時間精神讓我從事寫作猶嫌短缺，更不可能去專注其他事物。我的休閒生活就是擱筆時，喝杯威士忌，在屋外散散步，這就是我最佳娛樂。
●問：電影或音欣賞呢？記得您領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皇家學院特別演奏您指定的法雅(Manuel
de Falla,
1876-1946)所作的〈三角帽〉曲子。
●答：啊！那是他們選的，不過我覺得很好嘛，法雅是西班牙偉大的作曲家，而〈三角帽〉又是知名曲子，足能代表西班牙，我也深感榮燿。
●問：我看報導說，您最喜愛民俗樂曲，霍達(jota)及探戈，是不是呢？
●答：其實西班牙所有民俗樂曲我都喜愛，都具濃厚的西班牙風情。至於其他音樂，只要不是太吵太鬧都可以接受，古典音樂可能好些。至於我欣賞的人首推畢卡索，我推崇他的藝術成就，而且我們是很好的朋友，重要的是別忘了他是西班牙人。
●問：電影呢？您在〈蜂巢〉中也軋一角，小說和電影分別給您什麼樣的感受？
●答：電影和小說的表現手法是迥然不同的，電影有電影的語言，小說有小說的語言，小說的結構不能原封不動搬上銀幕，銀幕上的內容也不能直接裝進小說的藩籬。但兩都都需要專業素養或是訓練。我在<蜂巢>中的角色微不足道，從頭到尾大概說不到五句話，是導演馬里歐•卡繆(Mario
Camus)好意要我也軋一角，我也欣然一試。
談到個人軼事，可能是一些年少的回憶（或災難）。小學時代我可不是什麼品學兼優的模範生，也許是太調皮搗蛋，換了幾所學校，有一回是在學校咬了修女一口，另一次是上課不專心，老師朝我扔了書本沒扔中，我反丟回去卻打中了老師；還有二十歲時我得了肺結核，臥病在床，卻也藉這個機會大量閱讀經典文學作品，這場病是我知識大豐收。一九四一年舊疾復發，我在歐由•曼薩那勒斯（Hoyo
de Manzánares，位於馬德里)的防癆養院靜養，這也是小說<<療養院>>的投影。一九四二年<<杜瓦特家族>>出版前，我請巴洛哈(Pío
Baroja)代為寫序，他說：「要坐牢自己去，別拖我下水。」更可以瞭解彼時審查制度之嚴格，文學作品不見容書市的悲哀。這些生命中的小插曲，如今想來只是莞爾一笑。
●問：您如今集各項榮燿於一身，又是，一九九四年金氏世界紀錄擁有最多榮譽頭銜之人，應是了無遺憾？有沒有從事其他活動的企圖，例如政治之類？若要說您簡單勾勒自己，您會怎麼說？
●答：即使有遺憾，我也拒絕後悔或補救。我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卻未能得到自己國家所設，象徵西語文學最高榮譽的「塞萬提斯文學獎」，未嘗不是一件憾事。當然作家寫作不是為得獎而寫，但不可否認獎賞是一種催化劑，正面的鼓勵與肯定，是支撐作家繼續與「寂寞」為伍的「良伴」，我說「寂寞」因為寫作和「寧靜」與「寂寞」是密不可分。
至於從事其他活動沒有太大興致，政治更是不可能，內戰的烙印在我心靈的傷痕讓我對政治、政客痛心疾首。至於我自己的「素描」嘛，我說我是顧卡（Xavier
Cugat,
1900-1990,小提琴家兼樂團指導，西裔美人）和米老鼠的化身（哈！........）
●問：謝謝您接受我們訪問，也祝您及夫人台灣之旅愉快。
●答：謝謝您們的誠懇與善意，我已感受到濃厚的中國風台灣情。謝謝聯副為我做的特別報導，為我和台灣的中文讀者搭起一座橋。ABC日報也會刊登我訪華行前撰寫的文章。返西後，也許再為遊記作品加一本<<訪台之旅>>
(Viaje a Taiwan)。最後再以誠摯的謝意謝謝您們。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