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瓜達拉哈拉
塞拉的文學創作歷程
(上）
塞拉曾嘗試各種活動與學習：鬥牛、郵差、柔道、繪畫、電影演員、參議員....
，然最後並未從其中任何一項發展成事業。他一生汲汲不輟仍是他的初衷：寫作。塞拉文學創作的觸角一如他饒富變化的人生經歷，並不僅限於一種文類，小說、遊記、詩作、戲劇、雜文、辭典編輯及翻譯等均表現出他豐富的語言能力與文學素養。其中以小說及遊記見長且備受肯定，而其他文類創作亦不遜色。西班牙文學史上塞拉被稱自塞萬提斯以降，格微度(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 、巴耶•因克蘭(Valle-Inclán, 1866-1936)
、巴洛哈(Pío
Baroja,
1872-1956)等代表西班牙小說精華大家傳承人：寫實的功力兼具傳統「流浪漢小說」(Novela
picaresca)的風格及反諷、謔而不虐的語彙寫出西班牙的精神、歷史與文化。
一九三六
─
一九三九西班牙內戰結束，對文的執著使塞拉無心於大學醫、法學院的課程，面臨工作的壓力，於紡織協會謀得繕寫員一職，並藉此機會專注處女作《杜瓦特家族》(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小說創作。一九四二，塞拉時年二十六，處女作「杜瓦特家族」的出版在文壇旋即造成轟動，也為西班牙長久以來小說創作的枯荒期注入甘泉。塞拉形同戰後西班牙的代言人，將西班牙文學所謂的「恐怖主義」（赤裸地、鞭辟入裡地反應真實中醜陋、暴力、駭人聽聞的黑暗面）發揮得淋漓盡致。《杜瓦特家族》的背景環繞在西班牙最荒蕪貧瘠的西南邊界「EXTREMADURA」，藉著小人物的心聲與遭遇反應戰後滿目瘡痍及受制環境而導向慘絕人圜的悲劇，母子親情由愛轉恨至謀殺的心理刻畫頗深入。
一九五一年小說《蜂巢》(La
colmena)的出版奠定並鞏固塞拉在文壇屹立不搖的地位。三天的時間，數百個小說人物（四九三人：小說人物佔一半，被提及的歷史人物也約佔一半）與戰後的馬德里為核心，描述一個脫序的社會（蜂巢）、不得志的人群、茫然與盲目的生活，每個人都像蝸牛一樣蜷伏在晦暗的殼中──一個戰後西班牙的縮影。上述兩部作品均改拍成電影，「蜂巢」獲柏林影展金熊獎。
一九五五年出版《紅番女》(La
catira,白人與黑白混自的後代)，以委瑞內拉為背景敘述紅番女「比苾雅•桑契茲」(Pipía Sánchez)生命與土地相繫的奮鬥故事。小說大量使用委瑞內拉的西語用法，顯現塞拉豐富的辭彙。一九五六年此小說獲頒文學評論獎。
一九六九年出版《1936聖卡米洛紀念日》(San Camilo 1936，聖卡米洛為醫院守護神)是塞拉篇幅最長的小說作品，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聖卡米洛紀念日）內戰暴發前後為背景，描寫人心惶惶的戰地西班牙。在小說技巧上也是新嘗試，時而獨白時而對話交雜穿插眾多人物與地點（一如《蜂巢》）：大街小巷、廣場、劇院、酒肆、兵營、妓院....等一群時代的主角同時也是時代的犧牲品，一群皆有所失（失去親人、失去自由、失去生命或失去希望）的無辜者。
《晨禱》(Oficio
de tinieblas 5,
一九三七)是塞拉相當大膽的嘗試。全書以一一九四個不相關聯、長短不一的段落組成且無標點符號，有格言警句或讚美詩。「５」只是一抽象奧祕的概念，不代表數字或序數。塞拉表示「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洗滌心靈的結晶」。
一九八三年出版《亡魂祭舞》(Mazurca
para dos muertos, Mazurca馬祖卡舞是波蘭舞，為祭祀亡靈舞曲)，仍以內戰為背景，敘述發生於一九四○年加利西亞自治區歐連西省的報復謀殺行為。透過這件暴行，塞拉凸顯野蠻暴力社會下無助人民成冤魂的不幸。塞拉並藉著雨勢營造加強懸疑緊張的氣氛，並在最後安排法醫驗屍經過的情節傳達小說人物被獵犬啃噬、慘不忍睹的死狀。這部作品並獲一九八四年的國家文學獎。
一九八七年塞拉獲西班牙王子頒「西班牙王子獎」（文學類）肯定他在文學的貢獻和努力。一九七五年開始，塞拉的名字便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名單之列，十四年之後，經瑞典作家倫維斯特(Artur Lundkvist, 1906-)大力推薦，終於一圓宿夢，榮獲世界文壇的最高榮譽。
《小人物之死》(El
asesinato del perdedor,
一九九四)是塞拉獲獎五年後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沿襲《杜瓦特家族》與《亡魂祭舞》的技巧在小說終結另加一段說明交代故事原委始末，然敘述及語彙顯得較艱澀。「小人物之死」描述地位與強權掛帥下不公平社會中小人物以自殺作為無言的抗議（法官強將市井小民繩之以法），而塞拉喻之無異於謀殺，再次呈現他對小人物與社會的關注及豐富的想像力和筆觸。
塞拉最早從事的創作並非小說，而是詩作。一九三六年，弱冠之年，塞拉便以《踩在夕陽下》(Pisando
la dudosa luz del día)為名寫了十一首詩，只是這本詩作遲至一九四五年才出版，彼時塞拉已以小說《杜瓦特家族》揚名文壇。從「踩在夕陽下」到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沙之鐘、太陽之鐘、血之鐘》(Reloj
de arena, reloj de sol, reloj de sangre)風格上亦有變化，前者向超現實主義探討生死問題，對性與愛表達較含蓄，後者則寫實露骨，較難為大眾接受。
塞拉的文學創作歷程(下）
塞拉應是西班牙風光民情兼地理的絕佳代言人。十餘部遊記作品採小說風格敘述，將自己喻為流浪漢以第三人稱姿態出現，西班牙從南到北形形色色的景觀及民俗在他筆下盡收眼底。塞拉的遊記文類一般咸認是繼九八年代（一八九八）烏納穆諾
(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阿佐林(Azorín,
José Martínez Ruiz, 1873-1967)
等人以後最佳遊記作家。透過遊記作品尤能窺見塞拉博讀群書之學識：歷史之考究、一景一物之背景、建築之特色等，而文學涵養字裡行間尤見磅礡。《亞卡利亞之旅》(Viaje a la Alcarria,
1948; 亞卡利亞即瓜達拉哈拉省之一區域)是第一部遊記作品，簡易平實，廣為讀者熟知。一九八六年出版《重遊亞卡利亞》(Nuevo
viaje a la Alcarria)，文字表達益見繁複。其餘遊記作品雋永文字無分軒輊：《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Del
Miño a Bidasoa,
一九五二)《猶太人、摩爾人與基督徒》(Judios,
moros y cristianos, 一九五六)，《初遊安達魯西亞》
(Primer viaje andaluz,
一九五九)彩繪西班牙北、中、南截然不同的風光引人入勝。
中篇及短篇小說（即塞拉自喻的《吾土吾民或西班牙隨想札記》），較之其他作品，更能看出塞拉的黑色幽默：詼諧揶揄的筆調刻畫惹人笑亦叫人憐的西班牙點點滴滴。中篇小說以《風車》(El
molino de viento,
1956)較出色。《風車》是部小《蜂巢》，但敘述及用語則與《紅番女》相仿，辭彙疊用時而過於累贅。短篇小說則以《蹩腳鬥牛士》(El
Gallego y su cuadrilla, 一九四九)較受矚目。
除了文學創作，長久以來塞拉為兩報業：馬德里《獨立報》
(El
Independiente)及ABC日報執筆撰寫雜文或時事評論。一九八九年為獨立報撰寫的文章以《從伊達的鴿房看世界》(Desde el palomar de Hita,
一九九一;
Juan
Ruiz, Arcipreste de Hita（璜•路易茲）中世紀詩人，任瓜達拉哈拉省依達區神父)出版。一九九○－一九九一年間的文章則以《單身變色龍》(El camaleón soltero,
一九九二)為名出書，包括《獨立報》停刊（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前夕最後一篇「輓歌」以〈鰥夫變色龍〉(El
camaleón viudo)為名。文中以同是C.J.C
(塞拉名字簡寫)的代書Catulino
Jabalón Cenizo為主角，以嘲弄、懷疑和苦悶的眼光看西班牙百態及塞拉創作生涯中，追求肯定與成功的心路歷程，代書Catulino
Jabalón Cenizo即是塞拉的化身。
縱觀塞拉的創作歷程，文字上他歌頌西班牙文：在領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神話的禮讚〉(“El
elogio de la fábula”)中他稱頌西班牙文是一種豐富且多變化的語言，能用西班牙文創作是天主的恩賜。寫作上他個人始終堅持作家的責任在反權勢、作家應與為歷史受難的人站在同一陣線；文學是為反文學的持續奮鬥，不斷地挑戰與創新。而創作絕無即興靈感之辭，只有嘔心瀝血、苦心孤詣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