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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筆記是作為2021年台大歷史系「漢文世界的歷史」的課後補充講義，曾發表於「甘懷真的台大網誌」，再經修改，刊於本網誌。提供有興趣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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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記載周王的發言有「王若曰」，為何不說「曰」而說「若曰」，古來經學家多有討論。我也在上古史學者、古文字學家的研究基礎上，對此課題進行一點討論。 要解開「王若曰」的意思，關鍵字是「若」。甲骨文、金文中的「若」是表人跪或立，舉雙手，而髮分三綹之圖象。這是一個巫師被神靈附身或脫魂而舞蹈的意象。因此，「王若 曰」是王在被神靈附身/脫魂的情況下說出的話。能附在王身的靈肯定是上帝的靈。所以 「王若曰」是王者依上帝的啟示說話。

「王若曰」的具體表現方式為何，只能推測。最有可能是，王者在聖殿中與神交談。在商周之際到西周前期，這位上帝是周人的上帝，祂說什麼語言另當別論， 但周王能與其溝通。。在場的神職人員如史官一類則負責記錄王的發言，再將這些話寫成正式的漢文文書宣讀與保存。相對之下，「王曰」是王者在王廷或其他場合直接以漢文發言，文書人員當場記錄下來，再作為漢文檔案保存。當然我們不排除王者在發言之前，由文書人員準備好講稿。

商周之際上帝與周王說話的紀錄早受到學者的注意。史料是《詩經‧皇矣》。其中記載這位(上)帝好幾次直接對周文王說話，對文王滅商戰爭下指導棋。可想而知，詩中所謂「帝謂文王」應解為上帝直接對周文王說話。歷史學家無法討論此事的真實性，只能說這是一般的宗教經驗。 其中最重要的對話者是周文王。周文王的特質是有「德」，故為上帝所揀選。德是一種高級的靈，文王有此聖靈，故可以聽說「神之語」，故可以與上帝對話。這個場所是「宅」，即聖殿。〈皇矣〉說這位「皇矣上帝」選擇了周國，故「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具體而言，就是周人在王都（西安）為這位上帝蓋了聖殿。〈皇矣〉所記載的周文王與上帝的對話是發生在「宅」中。

長期以來，中國史研究的通說認為周人的上帝信仰帶來一場革命，所謂殷周革命。對此學說，很難斷定其是非，但若干事實須重新認識，甚至修正舊說。舊說認為周人的上帝信仰帶來了「普遍」、「超越」的天，其實這是忽略了一些事實所作出的過度推論。一方面，這種普遍、超越的天的觀念形成於西周中期以後的禮制中，其原因又可以推到周武王作出的重大決定，就是我說「中國轉向」，也就是採行「中國」的制度。對於周武王而言，此「中國」是商王所領導的政治聯盟，主要的地區在今天的河南省、山東省西部、山西省南部與陝西省東部。此政治聯盟的形成可以推到四千年前在二里頭的王權。《史記‧食貨志》有以下這段紀錄：「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這是司馬遷對於此「天下之中」的「中國」王權的總結。相關史實猶可細究，但整體的認識是對的。司馬遷認為華北有三大政團，唐人、殷人與周人，各統治一方。唐人的本部在山西，殷人在河南東部，周人在陝西，但都在「三河」，即以洛陽盆地為中心點的地區，建立都城，目的是要進行各政權間的交易。其中最高級的都城是王都，如商人的二里崗。周武王在打敗了商紂王之後，決定依此「中國」制度，在「天下之中」建立周人的都城，也是王都，這是所謂「營建雒邑」。

記載此「中國轉向」的是「何尊」。〈何尊〉中的名句是「余其宅茲中國」。此句通常被理解為「營建雒邑」，即建都洛陽。但這是擴大解釋了這句話，且失去這句話的歷史意義。此宅就是前文所引「此維與宅」之宅，即上帝的聖殿。所以「宅茲中國」是周成王要在「中國」建立聖殿。武王所為是「遷宅」，即遷神尸、神廟，由西安至「中國」，在這裹建立祭祀上帝的聖所。

「何尊」稱洛陽為「中國」，即「天下之中」之域，亦即最高的聖域。何尊銘文所書之「中」，是表記一測日影的儀器，以象徵祭天的祭祀所。今天在考察此句時，多被「中國」一詞所吸引，然而在此時間點上，「中國」一詞是周王權所認為的天下之中央之域，歷來王權在此建都城。然而，另一方面，在當時，周人也稱洛陽地區是「東國洛」。所以周相對於東方的商是西國，而此「東國」當是商人所主導的政治聯盟的區域，也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王權所支配的區域。

在商代晚期。周一方面加入商王所領導的中國王權的政治聯盟，又是一個自立的政權，可以稱為「西國」。此周國有自己的上帝，一位獨特的、說話的上帝（speaking god)。周武王要將上帝的聖殿從西安（鎬京）遷來洛陽（成周），完成於周成王時，主事者是周公。西周的歷史多是謎，能據史料推論者不多。但重新梳理歷史脈絡，可以知道周王所要做的事業是將周人的上帝轉換為中國的上帝。而最重要的推動者是周公，這也是周公對中國歷史的最大貢獻。此為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轉向」。

然而，原來的中國上帝，即商的上帝為何，是研究的難題。撇去較爭議的部分，我作這樣的結論。商人認為天作為一個神聖的宗教領域，是諸神的領域，其至上神是（上）帝，還有地上諸部族的部族神，以及風、雨、雷等神。周王族祭祀諸在天下的部落神，但不包括上帝。原因是上帝不與人同類，所謂「非類」、「非族」，故靈不相通。也因此，商人的上帝不會與商王對話，我們可以說這位上帝是沈默的上帝（silent god）。商王若有事要詢問上帝，不是像周文王與他的上帝可以對話。

商人的上帝與商王是「非類」，所以商王要與上帝溝通要通過巫師的魔法，將王要問的事傳達給上帝，再藉魔法進行占卜。其方法是燒灼龜殻、牛骨等，然後再根據裂痕等符號，推定上帝的回答。

依靠魔法以詢問神，再將答案轉化為人的語言，在宗教行為中並不特別。但商王作了一件特別的事，是將他透神職人員（如「貞」）與上帝的對話，以文字的形式，記錄在甲骨上。這樣的符號可以說是聖書，以符號的形式記錄神（上帝）的話。為什麼要寫成符號，因為實際上上帝沒有說話。所以祂的旨意是以符號被記錄下來，而這只能說是王者對於上帝旨意的詮釋。這是歷史的一大步，因為文字因此誕生。

接下來的發展是這套符號被念出來成為口語。甲骨文的文字是附聲音的，是可以將它們讀出來而成為語言。所以將甲骨文視為一組符號，甚至說是象形文字，是不正確的。就語言的觀點，甲骨文是可以讀出來成為語言。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甲骨文的文字符號是神之語，而將它讀出來是王之語。此王之語可以籠統說是商王的語言，但如何精確與正確說，另當別論。總之，我說是「中國語」的誕生。

有證據知道在周文王時，周參加了商王所主持的宗教禮儀。過去學者討論周是否臣服於商，這是對於當時諸國關係的不理解。周是一個自立、自主的政權，是所謂西國，只是在周文王時期加入東國的祭祀圈。因此周也引入甲骨占卜，而有甲骨文。引入甲骨文不是引入一套文字符號，而是一套包含聽說讀寫的語言。因為在周原發現周的甲骨文，時間是在周文王至周成、康王階段，所以可以推論周王族開始使用中國語。一開始只在祭祀的場合。

周人繼承了這套甲骨文是學界的共識，但我要強調的是，這也是繼承了一套中國語。我們也可以推測周王族自有周王族的語言，而此「中國語」只用在祭祀等宗教的場合。在周武王滅商後，周武王的決策是「中國轉向」，故決定將上帝聖殿設在洛陽，肯定是進一步接受了商人的「中國語」。

從這層認識，我們重新看何為「王若曰」。雖然我們失落了許多歷史事實的環結，但可以推論出，「王若曰」的一層意義是周王在聖殿（廟）中與神溝通後，對相關之人說話，用的是周王的語言。史官將周王的語言轉換為中國語，寫成漢文，收錄於檔案。我們也可以推測在西周前期，周王仍在聖殿與上帝說話，且說周人之語。

但在西周中期以後，紀錄中，「王曰」取代了「王若曰」。其義是周王在王廷等場合發言時，直接說出「中國語」。此事實的意義之一是周王已能使用「中國語」，即使他的發言應是由負責官員打好草稿。中國語是繼承自商王權，它是一套特別的語言，被認為是神之語。因此，此也表示王者可以說神之語。又為什麼王者可以說神之語，因為「有德」，其後又是禮制的緣故，但此宗教面，我不在此詳論。我只在本文的脈絡中，作以下說明。

周王不再與上帝說話，也因為這位上帝從周人的上帝轉換為中國的上帝，祂不再說話，成為沈默的上帝（silent god)。我們可以推論這個變化的關鍵推動者是周公。周公所主張的上帝是「無聲」的。《詩經‧文王》是周王廷歌頌文王的詩歌，其詞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依此詩作成的時間判定，至遲在西周中期，周統治集團已認為「上天」是「無聲」，就是上帝不會親自與王者說話。所以周統治要作的「儀刑文王」。至於何為「儀刑文王」，即以文王作為模範，我就不在這裏討論。

而這套中國語不只是一套口語，更是一套文字系統，即書面語。「王曰」的重點不是口語，而是書面的文字。王者的這套中國語是將文字依讀音讀出來。文字即漢字才是神之語。也可以說上帝是通過文字表達祂的意思。實際上是誰掌握了漢字書寫誰就是掌握神意，尤其當上帝沈默。首先掌握這套漢字知識與技術是周王權。西周中期以後，很明顯的現象是周人將「王曰」的漢文刻在銅禮器上。

（圖為何尊銘文，出自網路）

（2023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