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樺太名寄文書」(或稱ヤエンコロアイヌ文書，カラフトナヨロ文書)是一分研究十八、十九世紀東北亞史、愛努(愛奴、阿伊努、Ainu)歷史與中日兩國關係的重要文獻。目前該文書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其複本公開展示。此文書也數位典藏，收入該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研究者可透過網路查閱全文，甚為便利。我是因緣際會於2005年11月14日由北海道大學相關學者引介，看到該文件正本，興緻盎然。惜乎我對這個時期的相關史料與史實掌握不足，一直無法利用該史料作出研究。近日我在台大上東亞史課程，談到東亞漢文的問題，又提到該文書。我就整理我的筆記，簡介該文書，提供同學參考，或許也可以找到有緣人，有興趣再對它進入深入研究。目前池上二良教授對該文書作了介紹，參考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満州文〉，收入《ツングース·満州諸語資料訳解》，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2002。

該分文書被發現的機緣如下。1792年(日本寛政4年、清乾隆57年)日本探險家最上德內於庫頁島南部西海岸之名寄(ナヨロ，nayoro)地方之愛努酋長ヤエンクルアイノ(yaenkuruaino，楊姓)處發現其所藏的滿文文書一件(現編號1號，乾隆四十年)，並抄寫後攜回江戶。該文書是1775年清朝的「三姓副都衛衙門」發給名寄地方愛努首長的公文。在1804年，日本學者近藤守重將此滿文資料登載於「邊要分界圖考」，是本文書首次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

上圖為1號文書，從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下載，以下各號同。

上圖為2號文書

其後在長時間內，數位日本學者前往庫頁島的該愛努酋長處查看其所藏文書，並註記心得而作新的文書。如1808年，最上德內再次前往該地查閱原件，並添加註記而成為現編號5號的文件。1832年遠藤繁蔵於同一愛努酋長家查閱滿文文書與最上德內所寫的註記文書四件，並作一文書攜回松前藩，此為6號文書。目前我們無法得知遠藤繁蔵所見的滿文文書為何，但可推論該愛努酋長家藏有更多的滿文文書。

（上圖為5、6號文書）

再到1854年，鈴木重尚於同一愛努酋長家見到二件滿文文書(推測是上述1、2號文書)，及二件漢文文書(推測是3、4號文書)，及上述最上德內的註記文書(第5號)。於是我們知道有二件漢文文書。

（上圖為3、4號文書）

下至明治40年代，即20世紀的初期，因南樺太(庫頁島)歸屬日本，學者又可前往考察該批文件。於是有像白鳥庫吉等學者開始研究。小川運平《滿州及樺太》也登載第3、4號的漢文文書。二次大戰後，俄國占領南樺太，該批文件被運回日本，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

下圖是十七到十九世紀東北亞的簡圖，為標示庫頁島的名寄(ナヨロ)，引用菊池勇夫《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東アジアのなかの蝦夷地》，頁150。

清朝在黑龍江流域實施邊民制度，可參考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一書。我們可以視這種邊民制度為某種貢賦制度，邊民組織的首長必須依規定定期向中國官方貢賦，即朝見與提供(互換)禮物。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學者稱在庫頁島之一類人為費雅喀。日本學者認為他們是愛努人的一支。至於如何斷定其族屬，非我所能。這裡的人群單位以漢字概念是姓，當即一個部落。其中楊姓(中國的紀錄是雅丹姓)家族有名的領袖漢字名為楊忠貞的人曾是這個區域(黑龍江下游、庫頁島)的有力者。1號文書是一分滿文文書，是楊忠貞所受來自清朝的文書。2號文書是有名的滿文文書，是1775年清朝廷發下的公文書，收文者是楊忠貞之孫シトロマアイヌ(shitoromaainu)，內容是邊民上北京貢賦所發生相關問題與解決之道。

3號文書是1818年管理這個區域的清朝官方之三姓副都統衙門給前述楊姓的公文。內容是關於這個區域的邊民必須向清官方貢獻貂皮等物，這個制度就是文書中的「賞烏林」。這些邊民中的「陶姓」已多次未依規定貢賦。清官方責成楊氏首長要求陶姓依約貢賦。該分文書重點之一在於文中提到陶姓不來貢賦是因為交結「西散大國」，故疏遠了清朝。這個事實不難理解，在十九世紀初期，日本官方與商人的勢力進入了庫頁島南部，庫頁島中部、南部的許多部落，如陶姓，轉而與日本建立政治與商業的關係。

該文書中的「西散」被認為是日本，然而這種認識至多可以說是文獻的翻譯，不是解釋歷史事實。因為在十八、十九世紀，何謂日本是應再分疏說明。以下略述我的分析。

西散作為漢字詞彙是是來自於滿文之sisa或sisam。1729年清朝進行了庫頁島的調查，主要地點是庫頁島中部。其紀錄是《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內容提到這次任務的目的是為得「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文中又記訪問處之土著之人「與Sisa國交易」所得如盔甲之物。(該史料是根據(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頁105~106)在這個時間點上，北京朝廷要作這個調查是為因應這個地區的劇烈變化。清朝確立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推行的邊民制度，地區包括黑龍江流域以至庫頁島部分地區，主管單位就是三姓副都統衙門。其主要的制度就是所謂貢賦，即滿文寫成漢文之「賞烏林」。學者稱這個區域的貿易為山丹交易，就是山丹人、庫頁島人與清朝所屬的政府單位進行絹與貂皮的貿易。這個貿易擴及北海道而與日本有關，十八世紀以後還有俄國的介入。十八世紀，以松前藩為代表的和人政權除了進一步控制了北海道，其勢力更進入了庫頁島的南部。當所謂蝦夷地貿易的獲利愈來愈可觀時，更多的和人政團試圖支配此區的土地、人民，德川幕府的勢力也積極進入此區。至1799年幕府在庫頁島南部設直轄地，此可作為里程碑。在十八世紀，許多位在庫頁島的邊民與和人集團、政權貿易。這個事實引發了清朝的關切，於是有1729年的調查事件。

該《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中所記的Sisa(或Sisam)國肯定就是這個和人政權。雖不妨將此和人政權說成是日本，但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這只能說是一種歷史解釋，而不是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認識。先推論西散一詞的出現。

以管見所知，西散一詞僅見於該文書。治理黑龍江與庫頁島的官員以滿文記錄了這裏的邊民所說的Sisa(Sisam)國。三姓副都統衙門的官員為發漢文公文而自行將Sisa譯為西散。由於這分文書是給這裡的邊民，所以使用了他們的用語。我們也可以搉測這個漢文詞彙只在這裏使用。

出現西散一詞的3號文書的漢文通順，只是其中使用了當地的漢文詞彙，而這些漢文詞彙從滿文而來，如賞鳥林、哈賚達(部落長)。4號文書雖以漢文書寫，但不易閱讀。這是楊姓部落首長回覆清朝官方的書函。我推測撰寫這分文書者應該是當地清朝官府中的文書吏，該官員應是一位通譯，他將楊氏的口語寫成漢文。但這位文書吏不擅長漢文，或者說是其漢文摻雜了當地的語法，而呈現一種特別的漢文書寫。我們注意到其中寫到「西散大國」與「大清大國」。

日本學者多認為西散一詞源自愛努語，因為他們認為上述楊姓等人群是愛努人。至於楊姓這類清朝所認定的邊民是否是愛努人，是有討論的餘地，只是非我能力所及。日本學者認為Sisa出自愛努語的shisamu(シサム)或shamo(シャモ)。此詞是愛努人用以稱和人。有學者認為愛努語的shisamu是鄰人的意思。(可參考池上良二《北方言語叢考》)若以鄰人稱和人，則此和人是在愛奴生活領域內的和人，即蝦夷地之和人。這種鄰人也可以說是「異人」。shisamu一詞被用來指愛努人所遭遇的和人，即在蝦夷地的和人，也衍申為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的政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則Shisamu是愛努人稱其境內的和人之詞，場所是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在庫頁島、黑龍江流域的人從北海道或庫頁島南部愛努人處學到此詞，且用來指蝦夷地的和人與和人政權，其發音近於Sisa。在滿州的清官員再從庫頁島、黑龍江之邊民處學到Sisa一詞，再轉變為滿文。而在1818年與其後滿州的官員為與庫頁島的部落首長溝通時，將Sisa之音編了一個漢文詞彙之西散。

從歷史語言的分析再到西散國的實指，可知西散是「和人統治下的蝦夷國」。和人進入北海道的歷史雖然因早期史料不多，諸多史實隱晦難明，但大勢則很清楚。和人移居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始於十四世紀前半。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以來，松前藩獨占了蝦夷地交易權，代表了北海道的和人政權。這個在史料中被滿州、庫頁島之人稱為西散之國，主要在北海道，並擴及庫頁島南部的和人政權。我們可以說此是和人政權，但另一面，此西散國又是一個蝦夷(エゾ)之國，即它是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立的政權。它的終焉是因為1860年代明治維新而有一個新的「日本國」的誕生，此西散國才被併入了日本國。

我們可以從歷史知識知道此(和人統治之)蝦夷國或Sisa國就政治系統及其隸屬而言是屬於德川幕府，或者說是屬於日本。但這是我們對過去的事實作了客觀的分析與理解，而不是歷史中的行動的主觀認識或詮釋。從「西散大國」一詞的表現，庫頁島上的(愛努)人認為西散是一個自立的政治單位。且此西散作為「大國」，是相對於「大清大國」。對於這類愛努人而言，西散與大清是對等的，都是他們口語中的「大國」。

所以，西散不是愛努人稱日本之詞而為滿州官府所使用。另一個證據是清朝對於當時日本的認識。日本作為一個外國在宋朝以後就是中國官方知識，更不用說中國與日本有密切的往來，包括外交、商務人員。清朝的官方漢文文書中也明確記為日本國。上述1729年清朝所進行的庫頁島的調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說是蒐集「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清朝官員不可能從庫頁島調查日本的情報。所以Sisa國不是日本國，即使二者之間有政治關係存在。又滿州官員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也當知道漢文之日本，日本國一直是清朝漢文公文書中的通用詞。而滿文中的日本是什麼，我淺學，不知道，印象中是稱為倭，故表倭之音。無論如何，滿州官員以滿文書寫Sisa，再以漢文書寫為西散。關於Sisa的知識是從東北邊民而來，另一方面清官員接受此詞彙也是因為他們知道西散不是日本或倭。

最後，再次討論我所關心的漢文世界的問題。這分樺太名寄文書中，2號文書是乾隆皇帝發給黑龍江下游的邊民首長的聖旨，以滿文書寫。而3、4號是管理黑龍江流域的三姓副都統衙門與楊姓首長的往來公文，以漢文書寫。3號文書是不優美的漢文，4號文書是不通順的漢文。在北京的清朝頒給這些邊民部落首長的文書是滿文。我們可以看到清朝要經營的一個滿文世界，即內亞王權的世界。其網絡之一是「清朝(北京)—三姓副都統衙門—東北邊民首長」。然而3、4號卻讓我們看到滿文世界的沒落。這二分文書反映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與當地邊民首長間的語言是漢文，尤其是官員所能使用的書面語是漢文。如前所論，4號文書的作成最有可能是當地清朝官員中的文書吏所為。從書法來看，寫者擅長漢字書寫無疑。這分文書的製作當是這位文書吏且是通譯根據楊氏首長又口語意見轉寫為漢文。從漢文的標準而言，這是不好的漢文。有可能是該文書吏的漢文程度不高，但也有可能這就是這個區域通行的漢文，其中包含當地特殊的表現法。所謂標準漢文與否不是歷史學的關心，我們看到的是因為以漢文為文書行政的語言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自己的漢文表現方法。

（原刊登：《甘懷真的台大網誌》2017年3月17日，再登於《甘懷真的歷史教學與研究》2022年6月2日，修改了若干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