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與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共同舉辦之歷史・人類學交流工作坊，時間訂於2024年7月25-28日，包含論文發表交流、學術演講、田野活動及短期移地研究。
7 月 25 日筑波——臺灣大學歷史・人類學交流工作坊的發表場次上，日本筑波大學博士後學期課程民俗學專攻黃信棋以〈臺日大型祭典構成之異同分析——以臺灣的王船祭與日本的御船祭・祇園祭為例〉為題發表。黃信棋以臺、日兩地共同處理疫病相關的信仰儀式，王爺及祇園信仰儀式作為比較對象，探討兩地透過宗教儀式處理過去的疫病問題上，有何異同之處。
日本方面，黃信棋透過茨城縣內的御船祭和祇園祭為案例。御船祭上，常陸大津御船祭的背後反映當地漁業經濟與信仰的結合，透過神輿渡御的方式來維繫地方人群組織，甚至是形成所謂的儀式經濟。祇園祭起源於京都的「神泉院御靈會」，是以特定的怨靈為祭祀對象的御靈信仰所發跡。目的為安撫這些特定的怨靈，不讓他們因為憤怒變為帶來疫病、天災的瘟神，後演變為現在的祇園祭。目前祇園信仰於各地開枝散葉，並且皆發展出不同的形式。一之矢祇園祭便是透過大蒜這種有濃厚味道的辛香料來進行除厄，成為獨步日本的形式。
水海道祇園祭是常總市水海道市於 2024 年 7 月 13 日～ 15 日舉行為期三天的大祭，為茨城縣內最大的祇園祭之一，其特色在於透過華麗的渡御山車巡行，各山車背後則是一個地方的自治組織，因此透過研究山車可以充分了解地方社會中的各種人群組織以及互動過程。小田祇園祭是 2024 年 7 月 20 日於小田八坂神社所舉辦之為期一天的大祭，為臨時追加事例，屬於比較特殊的祭典。此祭典由八坂神社和藥師堂共同舉辦，藥師堂則是組成儀式隊伍對境內繳納金錢的信徒進行除穢儀式，同時透過儀式確立地方社會的神聖空間。八坂神社則是透過霞浦蒐集的水草乾到各戶進行除厄行事，與祇園信仰中的「蘇民將來之子孫也」有相似效果。下午時間則是由地方居民扛起象徵藥師堂的獅子與象徵八坂神社巡行，在祭典最後與裝有須佐之男依代的神輿決鬥，重現神話內容，此流程也為本祭典最大看點。
最後，黃信棋透過神聖空間劃分、山車及共演、祭典氣氛、渡御、巡行與神明的管區、祭典的政治機能、與地方社會連結、祭典現代化等項目與臺灣迎王和送王儀式進行比較。其中有諸多相似性，作者依此提出，基於宗教和民俗學的觀察可以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域發展、文化內容，竟採用許多相似的儀式內容處理過往的社會問題，使得臺、日之間的比較研究產生可行性，有賴於未來更多的考察及深入探究。
▲報告人：筑波大學黃信棋博士生（右） |
▲發表及交流會場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羅士傑老師評論 |
▲國際基督教大學菊池秀明老師提問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偉呈報告的題目是〈日本統治時期臺灣雲林、嘉義沿山地帶的災害與地域社會（1896-1911）〉。本課題以今日臺灣雲林縣與嘉義縣交接地帶的古坑與梅仔坑為例，探討當地居民如何因應戰爭與天災的變局。李偉呈以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的角度切入，分析並比較兩地居民在遭遇天災、戰爭與疫病等衝擊後，當地社會如何恢復的過程。同時探問，經歷這些事件之後，當地社會菁英是否改變其行為模式。透過比較研究，李偉呈指出古坑與梅仔坑兩地經歷經濟與社會的一消一長，展現兩地社會的韌性差異，也展現出不同的應對模式。本報告主要運用日治時期的報刊、地方誌、廟宇碑刻等史料。
對此，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山本真教授則從更為廣泛社會網絡的角度切入，對於古坑與梅仔坑地區提出若干問題。首先，報告中提到古坑與梅仔坑都存在著「番大租」的土地制度，這是否反映出當地漢人與原住民（鄒族）的關係？進而，這些土地制度是否影響當地地域社會構成？其次，應可留意同一人物、寺廟所擁有的多元關係。一如楊家鑫報告的哥老會，李偉呈報告中出現的當地廟宇（玉虛宮）所牽連起來的人物與社會網絡，又會如何與日治時期以後的組織機制發生聯繫？原先兩個聚落的關係，是否因為進入日治時期以後在當地設立的區長、保正等機制，而有變化？再者，地方菁英，或者說當地地域社會，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新的管理組織、衝突處理機制，存有什麼樣的看法。這些問題應有助於從整體地域社會的角度來評估「社會韌性」的議題。李偉呈報告中呈現的比較視野與社會學的架構，能將不同個案涵蓋進來，開展臺灣與日本各地案例對話的可能性，也引起許多非歷史學領域學生的興趣。與會的筑波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學生也提問到，報告中強調的「社會韌性」是否能有明確的評估判準，或者此應對機制是否會消失或轉化等問題。
▲報告人：臺灣大學李偉呈博士生（左）。與談人：筑波大學山本真老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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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大學大學院博士後期課程楊家鑫報告的題目是「民國時期哥老首領在四川省地方社會上的支配體系的建立——以江油縣蹇氏一族為考察對象——」。傳統印象中的四川哥老會，是地方上帶有「惡霸」刻板印象的團體，倚仗武力與權勢來壓迫並役使當地百姓。不過這樣的團體如何能長期運作，而未招致地方反抗，甚至扎根於地方，其歷史過程仍不太清楚。日本的學術訓練與環境讓楊家鑫注意到，一個有力的組織興起與運作的背後不僅是組織本身，還需留意該組織與社會的紐帶關聯，這才是哥老會能長期存續的關鍵。今日許多實地訪查研究則指出，地方民眾其實是將哥老會視為地方的「保護者」，兩者間有著庇護（patron-client）的關係，產生了新的、強力的凝聚力。據此，楊家鑫透過四川省江油縣一名哥老會人士蹇幼樵之具體事例，進一步思考「庇護關係」與「地方支配結構」兩者間的關聯性。本研究主要運用四川省檔案館、江油縣檔案館，其中特別是《江油縣文史資料》中的〈蹇幼樵事略〉一文。
民國初期，政府對民間團練武力的需要，給予地方士紳階層組織的自衛部隊正當性。當時民間團練武力中有許多成員，與哥老會關係，甚至其長官亦是由哥老會出任。而後隨著地方軍閥在防區制時代，以團練為正規稅收機構，使其獲取稅收權力。既有的「庇護關係」逐漸與「地方支配結構」重合。更有甚者，蹇家勢力還隨著國家體制而擴大到各地，其訓練出來的晚輩人才也開枝散葉。雖然蹇家在1935年以後，因著中國國民黨政權逐步整編軍隊、地方支配體制後失去軍事與財政權力，但整體家族成員仍透過實業經營，轉往經濟、社會領域發展。蹇氏所在的哥老會，實際上透過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面向建構其與社會的關係，而後在憲政改革的選舉中，透過這些影響力在新的政治架構中存續下來。
對此，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羅士傑副教授則指出，哥老會等一類會黨首領與地方民眾的關係，並不限於庇護關係。在民國前期的四川，政府管理幾近失效，地方上的實權人物則往往擁有眾多身份，一個人可能身兼會黨首領、團練長官、商會會長或者保甲長等，對應著各式各樣的「庇護機能」。其次，多元化處理體現在身份上，還包括實踐策略。例如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政治勢力於四川權力薄弱的時候，地方上的哥老會堂口利用國、共兩黨進行互相的攻伐；但在國民黨控制四川後，各個堂口又開始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國家權力。再者，可以進一步留意地方實權階層的新舊世代更替問題。每一代新首領受的教育、成長環境都不同。比如 1920 年代的哥老會首領並不關心政府或國家層面的政治，但是 1940 年代後，新一代首領們卻積極改組哥老會，普遍向國家權力靠近。
▲報告人：筑波大學博士課程後期楊家鑫 |
▲與談人：臺灣大學羅士傑老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黃宥惟以〈清乾隆年間南臺灣屏東平原的國家視角與社會結構初探〉為題發表。黃宥惟以知名人類學者 James Scott 知名著作《國家視角》一書概念，嘗試剖析清乾隆年間屏東平原之社會結構、人群組織及經濟型態。
黃宥惟指出，過去諸如地圖、官方文獻以及檔案等具備「國家視角」的材料中，看似將清代臺灣構築成一個農業國家視角下的社會樣態，但實際上從稅收、人群活動等角度看待時，反而會注意到國家文獻未能注意到的非農業經濟面向。同時在國家視角，人群的劃分與民眾的經濟生活也被冠上某種「邊界（boundary）」，甚至是官方文獻中帶有批判的對象。
黃宥惟接著指出，過往透過政治的有意劃分，臺灣自清代以來形成某種具國家視角的人文界線─番界。雖說番界看似劃分經濟、政治、族群活動範圍，但諸多研究已顯示，番界的劃分並不能阻止人為的移動與活動。作者透過枋寮一帶的軍工匠和伐木業為例，說明軍工匠本身作為國家經濟需求的職業，其主要活動範圍竟是在邊界以外，甚至與當地的原住民族互助合作。同時軍工匠首必須滿足於官方指派目標，但官方支持卻相當不足，這其中便產生了許多制度套利空間。換言之，軍廠在番界之外的擴張，似乎是政府政策結構下的必然結果。
最後，黃宥惟指出僅透過文獻探究地方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時，時常掉入國家視角的陷阱中，未來應透過更多田野及文獻理解才能有助於突破這個迷思，真正還原社會結構的各種面向。
筑波大學山本真教授評論時指出，本文以（一）平地與山區的關係、（二）稅收架構、（三）軍工料廠的經濟活動三個角度分析屏東平原的社會結構，突破過往國家視角框架下，清代社會被描述成農業社會的假象。同時，清朝地方官員應也熟悉此情況，許多看似隔絕漢番的族群政策，實際上使得政府能夠介入地方既有的商業活動，並且奏摺並不一定反映當地的實際情況。山本老師進一步提問，屏東平原過往是馬卡道族（Makatao）鳳山八社的居住範圍，清政府如何看待漢人進入鳳山八社的領域以及族群間的矛盾關係？接著，臺灣當時各府的稅收以及兵餉支出呈現懸殊對比，此部分值得持續探究。
以及，軍工匠在番界能持續進行經濟活動，並且能善用身分與原住民族、官員，乃至於國家間保持良好關係，甚至是進行制度套利，枋寮地區的個案將可以成為後續發展的課題之一。最後，山本老師也認同文獻整理無法解決國家視角下的地方社會結構的各種面向，也期待未來能持續透過田野的方式回答，但此方式目前仍無一個明確的方法，未來應可持續透過臺日合作解決。
▲報告人：臺灣大學博士生黃宥惟發表及回應 |
▲國際基督教大學菊池秀明老師提問 |
▲報告及交流現場 |
▲筑波大學山本真老師評論 |
羅士傑副教授演講紀要
7 月 27 日，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羅士傑副教授於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科以〈最後的大刀會起事？以 1950 年的平潭大刀會為中心〉進行報告。羅老師以發生於 1950 年 2 月 17 日的平潭暴動為起點，依此延伸討論檔案中記錄的王調勳、林蔭等人的生平。進而提出問題 1. 所謂的普通人是如何把自己組織起來的？
2. 不同時代的不同人群如何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他們所面對的不同問題？3. 進入 20 世紀以來的大眾組織與地方政治發展。羅老師首先從同善社資料以及一本記錄縣長「政績」的資料《平潭六年》說起。同善社和大刀會反映的是地方籌組武裝組織的一種方式，用以面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平潭六年》一書雖說是強調當年鎮壓的政績，但反映的是國民黨在當地強徵兵過度所導致的反彈。羅老師接著以中日戰爭時期的福建地方社會與這些民間組織的關係為例，探討林義和、張逸舟這些官員與福建地方社會的關係。
羅老師指出，羅仲若、林蔭當時在戰爭時期擔任縣長時的作為，進一步的徵兵、徵糧且加劇了地方社會與國民黨的矛盾。緊接著戰後國共內戰時的南下幹部以及1950年平潭大刀會起事，則是反映民間社會透過舊方法回應政權的最後嘗試。然而這個方式遭到強力鎮壓，甚至是帶有他稱的在檔案中出現。羅老師最後以民國時期的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於《申報》中的一則專欄〈剿匪與造匪〉為結尾，說明政府視角中的「匪」實際上是過度苛刻的政策和不當的方式所製造出來的，在剿匪的過程中同時也在造匪。認為透過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梳理中國近現代史，在未來是非常值得持續關注的課題。
▲臺灣大學羅士傑老師（左）演講 |
▲筑波大學山本真老師（右）補充回應 |
▲演講活動現場 |
▲羅士傑老師（左）與武藏野大學蕭明禮老師（右）對談 |
7 月 28 日，由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科民俗學專攻武井基晃教授與臺灣大學方一同前往茨城縣周圍農村、予練科平和記念館及大杉神社，了解日本地域社會的相關研究及內容。首先一行人到以宮崎神社為中心的農村社會考察，武井老師指出，該處神社可謂日本地域社會的典型精神中心，其內容包含土俵等設施則是地方社會的各種慶典場域。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臺灣等華人為主的社會樣態中，寺廟時常包含死亡儀禮的宗教服務。但在神道教為主的系統中，並不包含生與死的處置，通常是由佛寺負責，但佛寺卻也與地域社會的連結不強，其形成與過往明治維新前的神佛合習到明治維新後廢佛毀釋，神道國家化有關，形成如今獨特的社會模式。
接著，一行人前往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旁的予科練平和記念館，該館是日本 1930 年代以來設置海軍附屬的戰鬥機及相關機具操作的軍事學校，主要招收 13-16 歲區間的青少年入伍從軍。這些少年後續許多都投入大東亞戰爭，或是成為神風特攻隊隊員。因此該館透過這些從軍少年的日常生活、精神思想、戰爭記憶及情緒反應等面向，重新反思國家對於民眾的戰爭動員和民眾如何在戰時思考的歷史論述。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旁是自衛隊的軍事基地，該地區有一紀念神風特攻隊的紀念館（雄翔館），其主要展出生前投入神風特攻隊的年輕軍人生前的遺物和手稿。該館前方及陳列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之銅像，因山本曾明確反對國家徵召青少年以自殺形式投入戰爭。在該館中，明確地反映出大貫惠美子著作中對軍國主義青少年的描繪，但從遺物和手稿內容判斷，未來此處仍有許多值得研究之處。包含宗教信仰如何融入其戰爭論述，甚至是哲學的探討，以及當時與臺灣的軍事基地，皇民化等連結，皆提供了未來諸多的研究方向。
最後，一行人來到大杉神社，該神社為茨城縣當地首屈一指的神社之一。與一般日本傳統神社不同，該神社除了主要供奉日本唯一的夢むすび大明神外，其社院展現的宗教元素亦是相當多元。經調查，霞浦周邊區域自平安時代以來便是商業聚集及熱絡之地。該寺則是以實現願望為主軸，吸引無數商販及自治團體參與，成為商業求財重要場域。在神社的裝飾上，可見各地商家捐納修繕之痕跡，展現獨特的藝術風格。此外，該神社亦包含天臺宗、靖國思想等宗教遺緒，顯示出此處與地方、國家間錯綜複雜之關係。
從前幾日的發表、交流到後續的田野活動可以看到，日本在地域社會的宗教，乃至於透過自下而上的視角看待國家的研究成果可謂相當豐富。希冀未來臺灣大學能持續與筑波大學進行學術合作，透過亞洲的視角重新看待地方政治、宗教與地方社會，甚至是亞洲史視野下的島嶼研究，這些都將有助於我們理解 19-20 世紀東亞研究的各種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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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現場交流討論，(左)羅士傑老師，(右)山本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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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茨城縣農村之宮崎神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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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所供地藏王菩薩（源自四國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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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杉神社藏供養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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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科練平和記念館所展零式戰機 |
▲臺灣大學─筑波大學學者合照於大杉神社前，
(左)山本真老師，(中)羅士傑老師，(右)武井基晃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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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杉神社碑文解讀 |
▲田野現場交流討論（宮崎神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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