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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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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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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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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詩「五際」說的「殷曆」背景——兼釋《漢書．翼奉傳》中的六情占
「五際」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其說乃以詩篇繫諸支辰，但此種分繫的理由何在？學�肣抳y焉不詳。本文認為，此種分繫當與「殷曆」有關。依據有：其一，「五際」說所見──《漢書．翼奉傳》和《詩緯．汎歷樞》，其曆法背景最有可能是《殷曆》。其二，據師古《漢書注》引孟康釋「五際」為「陰陽終始際會之歲」，則「五際」之支辰有可能指歲名。其三，《易緯．乾鑿度》所載文王受命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及〈稽覽圖〉載「殷曆」所排古史之年代，推成王即位在丁亥年，與「亥，〈大明〉也」相合，知孟康之說有據。其四，「五際」說還包括「戌，〈十月之交〉也」。而《漢書．翼奉傳》所引〈十月之交〉篇，與漢元帝初元二年（甲戌）相合。所以，五際之支辰有可能為年名，而詩篇則分屬周王各年。雖然其他支辰所繫之年無法落實，惟因文獻殘缺，故不能排除此種可能性。文章還附帶解釋了《漢書．翼奉傳》中的六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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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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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南北朝復仇與法律互涉的省察與詮釋
本文探討復仇觀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轉化之跡：就此一時期復仇觀的遞嬗／轉變、官方的法令規範與執法態度、輿論所反映的復仇觀，以及復仇與法律互涉的相關問題等進行省察與詮釋。
文中指出：自西漢至南北朝的復仇觀，在與官方法律的互動之下，反映出「忠」、「孝」兩種倫理的拉扯。面對私義的「孝」／「禮」與公義的「忠」／「法」概念的衝突，復仇觀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多次的變化：漢代─尤其是東漢─較傾向於認同復仇；曹魏當政�肏h意識到漢代寬縱復仇所導致的問題，遂明訂禁止復仇的相關律令。南北朝分裂後，對復仇與法律的態度則南北有別：南朝強調孝義倫理，對復仇採寬赦，甚至肯定的態度；北朝則傾向於強調「忠」，透過將「忠」定義為「大孝」，將其內涵國家化，同時也在法律上明令禁止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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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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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曹丕、曹植詩中人稱代詞的語用特質──從代言體詩篇中的人稱代詞語法再論「抑丕揚植」說
漢語人稱代詞的使用，向來是研究漢語語法的學�糽疰鰝`的議題。本文探討曹丕、曹植詩中的人稱代詞，主要著重於由抒情作品的結構論其文學性的使用，因此有異於語法學的思考路徑，性質自是不同。
現存曹丕、曹植詩大約有一半作品中�m有人稱代詞，而且有若干首之人稱代詞又是不僅出現一次，此種現象固然可以其作品均屬樂府詩或古詩，受民歌或口語的影�顐茈[以解釋，但是他們有關人稱代詞的使用，並非限於因襲，更有變創的一面，它會牽涉到作�耵犖c思和表意、作品結構的藝術性，以及讀�芧鴽@品的解釋或評價。本文有鑒於此，選擇其人稱代詞較具獨特性使用的詩篇加以討論，並從二人作品中尋找可比之處，較論其詩篇異同，相信可促進有關曹丕、曹植兄弟在創作上的關係之多方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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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錫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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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的作品為考察中心
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是一值得注意的文學史現象，本篇首先針對前輩學�芧鵀嘆傢D的討論，作一釐析。進而從文體的三個面向，檢視歷來游移在古文與小說兩個文類間的韓、柳之作，抉發出韓、柳之作與小說交涉的實貌。韓、柳之作與唐代小說的相關，首在兩�芼P史傳的淵源；而兩�芘‘瘥A的實質，則是在奇詭俳諧的文體風格中展現；復從韓、柳之作的作意上尋思，發現這些側重社會邊緣人物和以物類擬人的奇詭俳諧作品書寫，實為韓、柳意欲傳達他們對世事的感慨和見解，與「雖為小道仍有可觀之處」的傳統小說觀念相符，甚至以理論將此奇詭俳諧的作品，提昇至經史詩文同等的高度，進而影�韙F爾後的小說創作的自覺意識，形成與小說創作觀念層面的相互關涉。經由這樣的探究過程，可以深刻地得知韓、柳古文撰作運用了小說敘事的作意、內容、形式，展開了古文更寬闊的藝術表現，同時此一撰作實踐也回向滋養了小說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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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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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世界觀體系的基本特質
中國近世的世界觀奠定於宋代，其代表性的體系則完成於朱熹。以現代的觀點分析，朱子的世界觀體系具有四大基本特質：「此世一元」、「循環演化」、「生命化」及「天理化」。此四大基本特質，密切相關，一體渾成，而各自又包含許多次級特性。此世一元觀是朱子世界觀的基本出發點，此觀點與朱子的整體、萬物一體、一氣化生萬物、自然化的鬼神、聖俗不二、主客相融、心物合一等觀點構成同一觀念叢。「循環演化」觀則與其變化、歷程哲學、易道、中道、陰陽、五行、造化自然等觀點構成同一觀念叢。另外，朱子「生命化」或曰「含生」的世界觀為其有機、生命哲學（life
philosophy）、萬物同體、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天地有心等觀點的基底。而其建立在前述基礎上的「天理化」世界觀則與除魅（disenchantment），依自然之理、時位、理氣不離不雜、返於本源之理、本源與現象之理合一、理一分殊、天即理也、性即理也、無極而太極、至道無言、體用不二、理先氣後等觀點為同一觀念叢。
合而言之，朱子心目中的世界是一個有生命與靈性而處處相感通的整體，依循著其自身（自然）的道理，不斷地循環演化。這與吾人所熟悉的西方近現代世界觀有諸多本質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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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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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造王權──亨利八世政府對君王典故的新歷史解釋
本文處理亨利八世政府在宗教改革期間的「王權宣傳」問題。亨利八世透過宗教改革，將傳統的教權納入王權管轄，也為自己帶來空前危機。亨利八世於是透過「王權宣傳」，解說其合法基礎，以換取臣民支持。「重新詮釋君王典故」是其運用的手法，其中又以「大衛王」與「約翰王」兩項典故最具代表性。亨利的典故詮釋充滿了篩節與扭曲。此點顯示，他意不在客觀陳述，而是以主觀詮釋的方式，進行王權宣傳。「王權宣傳」為亨利朝「官方宣傳」的重點；理解「王權宣傳」有助於重建此時期的宣傳工作，進一步讓亨利朝宗教改革的圖像更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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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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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母親的力量──莎翁筆下的芙龍霓以及她在舞台上的變貌
在莎翁筆下所有的母親當中，芙龍霓（Volumnia）應是造型最為鮮烈的一位。乍看之下，《科銳藍內斯》（Coriolanus）劇情的發展大致沿襲普魯塔克（Plutarch）《希臘羅馬名人傳》〈科銳藍內斯篇〉所提供的藍本。然而，細觀之下，莎士比亞的興趣顯然不止於普魯塔克為了警世而高懸的道德明鏡、歷史殷鑑。Jan
Kott曾指出：本劇在政治層面、道德層面，乃至哲學層面�m展現出獨特的曖昧感（ambiguity）；考察編劇對原始素材的剪裁，種種改動足以顯示：這種百味俱陳的曖昧感應是莎翁刻意�b造的戲劇效果。單就母親角色的造型而論，莎翁筆下的芙龍霓遠比普魯塔克史傳中的科銳藍內斯之母展現出更複雜的圖像。針對本劇「母親」面貌的呈現，這篇論文擬分三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莎翁文本如何為這位羅馬母親增添（未見於原始素材的）危險質素；
二、二十世紀以前，舞台表演如何運用簡化的愛國形象來消除這位羅馬母親在莎劇文本中散發的威脅感；
三、二十世紀以後，現代劇場如何運用種種表演策略賦予這位羅馬母親風貌互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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