顫慄遊戲裡的警世寓言：評符傲思《蝴蝶春夢》
◎ 黃宗慧（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蝴蝶春夢／符傲思(John Fowles)著，林靜華譯／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6月
不論是《法國中尉的女人》或是《魔法師》，符傲思(John Fowles)的小說一直以其文學形式所展現的特殊風格而備受矚目，這本一九六三年出版、曾改編成電影上映的《蝴蝶春夢》(The Collector)自然也不例外。一個美麗的女大學生被中了彩券的瘋狂愛慕者綁架，這樣的故事主軸看似無異於一般的驚悚通俗小說，但是符傲思往往能透過形式上的巧思，讓小說的題旨與形式相呼應，發揮相乘相加的特殊效果。就以章節安排來說，本書的第一部是由克雷格這個綁架者所提供的，不可靠的「自白」，第二部是女主角米蘭達被囚禁時寫下的日記，至於第三四部，符傲思讓克雷格一手包辦，由他來交代故事的最後結局；米蘭達所負責陳述的第二部，就如此這般地被包夾在克雷格的敘述之間，形式的安排於是成功地突顯了故事的主題—米蘭達徹底地被克雷格囚禁、無處可逃。
符傲思在第一二部分別以克雷格和米蘭達的角度出發來呈現整個綁架事件的始末，如同力邀讀者深入參照兩種不同的版本，也因此增加了不少閱讀的趣味。克雷格和米蘭達針對同一事件所做的陳述、對對方心理所做的揣測，有時是互相印證的，有時卻有待讀者自行比對兩個版本，才能填補在單一文本中欠缺的資料—例如在第一部中，克雷格想不透米蘭達怎麼可能在他滴水不漏的防備下拿到一只長釘子做為逃亡的工具？這個謎底自然要等到第二部才會由米蘭達來揭開；又如克雷格曾輕描淡寫地表示，米蘭達派他出外購物時，有次特別指名要買某位藝術家的畫，米蘭達的這個要求、這幅畫、乃至這個藝術家究竟有何重要性，也都要到第二部才會揭曉；諸如此類的安排彷彿是符傲思設計的一種益智遊戲，讓讀者試著解謎，也讓讀者不得錯過任何一個看似無關的細節，當讀者如此以腦力激盪介入文本、填補文本空缺的時候，這個富含偵探、驚悚類型情節的故事在扣人心弦之餘，也更進一步地突破了通俗小說的格局。
然而將克雷格與米蘭達的文本並置呈現，絕非只是符傲思追求花巧形式的結果而已。蝴蝶蒐藏者-綁架者克雷格以看似無辜的口吻寫下「觀察日誌」的同時，米蘭達也寫著她的「地下室手記」，道出被當成蝴蝶標本般對待的種種不堪，讀者兩相對照，不難發現小說所關懷的幾個主題—例如蒐藏癖者的偏執心態、階級差異所帶來的問題等等—都透過這種形式展現無遺。在克雷格的文本中，我們看到的淨是自欺欺人的語句與推卸責任的態度：明明刻意地經營這則犯罪計畫，卻說「請她來作客是一時興起，並不是我中獎時就擬定的計畫」。「我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幾乎像克雷格的口頭禪似的，用以否認他對米蘭達所造成的一切傷害。不過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所企圖遮掩的一切，都將在米蘭達所提供的對照版之下現出原形，米蘭達的手記中所流露的痛苦與恐懼，所反映出的正是克雷格的偏執與冷血。
米蘭達在囚禁歲月裡還不斷思考關於藝術、文化、信仰等問題，她充滿深思與自我批判的手記除了反襯出克雷格「觀察日誌」的偏執與狹隘，更突顯了兩人在文化上的階級差異；例如雖然兩人的敘述都曾提到反核的問題，但所佔的篇幅卻有著不成比例的懸殊：解除核武是米蘭達所支持的理念，所以她在手記裡把他們之間關於核彈問題的對話不厭其詳地紀錄下來，但在克雷格的敘述裡，讀者根本無法想像原來他們曾進行過這樣的一場對話，克雷格只是在提及他假裝替米蘭達寄信報平安時順便說道：「我對她要我寄錢給『反核運動』的事也如法炮製。我寫了一張支票給她看，但我沒有寄出去……我這樣做（寫一張支票）是為了讓她高興，但我認為不需要把錢浪費在你不相信的行動上。」兩人之間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不只米蘭達的理念，她畫的素描、看的書、聽的音樂，沒有一樣是克雷格可以了解的，這種文化上的階級差異，正是《蝴蝶春夢》的主要關懷所在。符傲思自己曾經表示，社會上始終存在著一種「少數」vs.「多數」、「他們」vs.「我們」的殘酷衝突，這種衝突一方面肇因於大眾對於文化精英不必要的忌妒，一方面也來自於精英對於大眾不必要的輕視，而他寫《蝴蝶春夢》的目的，就是想透過寓言的形式去分析這種衝突所帶來的一些後果。而符傲思的分析結果自然是充滿警世意味的：米蘭達身心遭受禁錮，而克雷格也只能自欺欺人地活在自己的地獄裡；在不必要的鄙夷與不必要的敵意僵持不下的社會中，不論是「少數」或是「多數」都得付出代價！如此看來，《蝴蝶春夢》的驚悚，又豈僅是克雷格的變態或故事氣氛的陰森所造成的？最令人顫慄的，應該是在於這樣的衝突對立也可能正以各種形變後的姿態，存在於現今的社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