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水災過後約一個月，平面媒體零星出現了關於南部私人流浪狗收容中心的災情報導。由於私人狗場多半位於河邊溪畔，加上以籠舍圈養數量龐大的流浪狗，自然難逃溪水暴漲所造成的悲劇，死傷之慘重因而被形容為「百狗墳場」。新聞於是呼籲熱心人士，待救災告一段落後投入物資與人力，協助重建狗家園。淺見以為，這類新聞報導至少有兩點值得探討，第一是「時間差」，第二是報導對於傳統中所謂「愛心媽媽」的質疑。

    　這裡所謂的時間差，雖然的確是指動物的災情在事發一個月後才被報導，重點卻不是要指責報導「來得太遲」。事實上，儘管這些災難消息幾乎在第一時間就被動保網站所披露，但是當南部各地災情頻傳時，動物的災難新聞如果「同步」出現，帶來的恐怕不是同情，而是不解：狗園的滿目瘡痍能和家園的損毀相比嗎？動物的災難可以與人的死傷並論嗎？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在《動物的生命》這部作品中，也碰觸過這個敏感議題，書中主角伊麗莎白．卡斯提洛在演講時力主動物和人同樣是具體存在的生命，引發了聽者激烈的質疑，甚至認為她將動物與人的苦難混為一談，是對於人的一種侮辱。但她則堅持，以「動物不能理解死亡的恐懼」為由就抹殺牠們生存意義的人，必定從未看過動物如何奮鬥求生。

    　雖然這些爭辯是柯慈的虛構，卻屢屢真實地在生活中上演，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動物災難報導的時間差或許反而提供了一個折中的空間：如果絕對的人類優先論形同為物種歧視背書，「眾生平等」的訴求又陳義過高，那麼這種有時差的報導，至少可以讓非我族類的死難仍有引起大眾關懷的機會。

    　然而報導也大量引述了救災志工對愛心媽媽的質疑——諸如「把狗關在籠子裡養還不如放生！」、「收容的時候到底有沒有考慮過自己的能力？」——卻未能更深入探討收容環境惡劣的複雜成因，難免有所偏差。許多私人狗場的成立，是在十多年前那個棄犬嚴重的年代。因為能容忍狗場味道與聲音的地方並不多，一遷再遷之後，往往仍只能選擇偏僻的山邊或河畔，加上政府對流浪狗問題的長期忽視、民間的援助有限，都讓愛心媽媽的處境相當艱困，而流浪動物送養之後又不時傳出棄養或虐待的新聞，更讓他們抗拒收容以外的解決方式，許多文化與經濟資本有限的愛心媽媽，都是因此才陷入收容數量越多、動物生活品質越惡劣的狀況。

    　「百狗墳場」的怵目驚心的確不免讓人質疑：愛心媽媽們到底「是愛狗還是害狗？」但我們還是不能忘了，無助地看著狗群滅頂的這些愛心媽媽們，也是大環境下的受害者。即使我們很可能認為流浪動物的生命無法與人相比，但與動物命運與共的愛心媽媽，其實是另一種災民，他們的傷痛與需求，仍應該被正視。

    　（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