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報紙、網路上都不乏民眾投書指出，若從SARS流行區回國便會被當成瘟神，而在機場打個噴嚏彷彿就成了全民公敵，還有中鼎員工的子女，表示在就讀的學校裡感受到被排擠的壓力。在保持警戒之際，我們似乎也應該思考：人人自危的心態是否更加遽了SARS造成的傷害？SARS是否已經在糾結的社會論述中發展出病毒以外的危害了？

    蘇珊桑塔（Susan Sontag）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當疾病成為污名化的隱喻時，將阻止病人們尋求完整的治療。例如當AIDS被看成是對於性放縱者甚至性變態者的懲罰時，許多人便因為害怕被裁決、害怕被放在受歧視的名單上，而不願意受檢就醫，尤其如果所患的疾病即使「早期發現」也不保證有藥可醫，那麼病人更是與其忍受疾病，也不要因為就醫而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如何不讓扭曲的隱喻形成讓病人受害更深的迷思？於是成為桑塔全書的關懷所在。

    如今全球都尚未能夠有效控SARS疫情，桑塔的提點因此更顯得有其重要性。可以想見，SARS如果也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隱喻，恐怕防疫工作只會更困難，例如像衛生署這樣一面呼籲曾經搭乘所謂「SARS班機」的旅客盡快主動通報，一面卻又以「小心！SARS就在你身邊」為廣告，煞有介事地把SARS與匪諜作連結，聲稱「在台灣其實SARS遠比匪諜少」，這樣的做法，顯然無法讓正憂心猶疑著要不要主動通報的「匪諜」們，因此會心一笑地趕快自動「投案」。想用「衛教宣傳的幽默創意已經吸引到民眾的注意了」這樣的說法，來解釋衛生署引發爭議的這則廣告，恐怕牽強了些。

    其實正因為對曾經出入流行區、未排除感染可能的民眾實施居家隔離是必要的，我們更需要以正確的理念宣導防疫工作。今天我們對於SARS感到恐懼、想避開可能的感染源，都是人之常情，但是這並不等同於我們就可以用令人難堪的姿態－－彷彿中世紀對待痲瘋病患者一般－－來對待身邊有感冒症狀的人；而今天即使世界衛生組織認為病毒的源頭在廣東、即使大陸官方初期封鎖疫情的做法十分可議，也不表示我們的衛生署因此應該為SARS附加上匪諜的隱喻。

    據報導，部分被隔離的民眾因為感到生活相當不便而頻生抱怨，甚至有的忍不住仍私下出入公共場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單位還進一步用泛政治化的隱喻將SARS賦予污名，或一般民眾以排斥鄙夷的態度對待「可疑份子」，對於疫情控制都只會產生負面的作用，例如有可能造成害怕被隔離、不願意受檢就醫的病例激增；至於污名化的態度所激化的不必要對立，更可能是連帶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不妨再看看桑塔對於諸如梅毒這類被視為瘟疫的疾病，曾有過如何發人深省的論述：桑塔發現，一般的瘟疫敘述都有個特徵－－瘟疫必定來自他處；所以「梅毒對英國人而言是法國梅毒，對巴黎人是日耳曼疾病，對佛羅倫斯人是那不勒斯病，對日本人而言則是中國疾病……」，疾病和異己如此有了密切的連結－－它們都是邪惡的他者、污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