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災難？

災難這個英文字(catastrophe)在數學的語言裡有不同的意義：是一種狀態躍遷到另一種狀態的過程，可以包括地震，也可以包括諸如酒精從液態變成氣態、冰塊從固態變成氣態等無所謂災難、但不可逆的非連續性變化；是遽變，卻不一定是災難。在文學的領域中又何嘗不然呢？災難從來不會僅只是個災難。甚至正因為災難的不可逆，許多文學作品反而因此更有意賦予災難一種逆轉的契機、一種遽變的可能性。信手拈來，便可見從災難出發的童話故事《綠野仙蹤》，因災難而領悟與母親/母國牽繫的《喜福會》，或者由災難成就姻緣的《傾城之戀》。

如果沒有那場災難的龍捲風把桃樂絲連人帶房子吹離堪薩斯、因房子壓死壞女巫而使桃樂絲在陌生異境被擁戴為偉大的女魔法師，平凡的小女孩將無法開啟她前往翡翠城的奇幻之旅，《綠野仙蹤》的故事因此可以說是承蒙災難而開始的；而《喜福會》裡菁妹與母親宿願乃至母親代表的母國—中國—之間的愛怨糾結，也是在菁妹得知母親所經歷的戰亂全貌、得知她在逃難途中不得不遺棄雙胞胎女兒時承受了怎樣的苦楚之後，驟然有了正面的轉向：由父親口中聽到母親在中國的災難故事，菁妹終於覺得真正發現了母親、從而在與姊姊們團聚時，在她們臉上看到了流於自己血脈中的母國，對於災難的回顧，在此成為領悟的契機。至於《傾城之戀》，套句女主角白流蘇的話，說的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的故事；她和范柳原撲朔迷離的愛情，因著轟炸、因著共同歷劫，反倒有了執子之手的契機：「在這動盪的世界裡，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裡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 . . . . .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災難/遽變，於是可以標示開端、和解、或轉折。

當然也有某些文學作品是以災難事件為主線而非僅以災難標示一個轉捩點，且紀實的目的甚於虛構的色彩；這類作品乍看似乎沒有以文學的想像來逆轉災難的意圖，甚至似乎不符合我們對於人性的想像：人不是會本能地壓抑或逃避創傷經驗嗎？那麼以文字重現災難、溫習關於災難的種種豈不是勾起作者更多傷痛的記憶？其實重回災難現場，很弔詭地，仍可能是為了離開災難。對於災難的重述雖然是一種不快經驗的重覆，但若從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的理論來看，所帶來的卻不見得是負面的效果：當創傷經驗初次發生的時候，主體往往處於一種沒有準備、無法掌控災難狀況的被動狀態，也因此透過創傷經驗的重覆/重述，主體才能取得主動的位置，可以從回溯的角度處理同一類型的不快刺激所帶來的焦慮與不安。而災難所烙下的創傷性視覺圖像，也唯有在轉化為文字重述出來的時候，才能不再如鬼魅般縈繞不去。於是我們看到討海人廖鴻基一方面說海上事故「這種不幸遭遇，討海人通常深藏心底不願提起」，一方面又在〈船難〉（《討海人》頁59-77）中以細膩的筆觸記載了自己與其他討海人漂流、跳船，以及險些撞上鼻岬的海上事故；不願提起卻又詳實記述，看似是一種矛盾，其實是一種必須，要驅除災難的魅影，就不能只是壓抑，而必須在重述的溫習中一面預習：為隨時可能發生的災難預做準備。

更何況，如果忍痛回溯與檢視災難可以說服自己災難將帶來歷練與新生，那麼面對災難的時候，人將不再顯得那麼渺小而無力抵抗：因此我們看到秦昭華的自傳小說《時光之翼》如何在重述了個人的災難（被遠房伯父秦聯奎強暴、婚姻生活的艱辛等等）與時代的動亂（日本侵華、國共內亂等等）之後，得到以下的結論：「要是少了為人母的斑斑傷疤和喜悅，少了聯奎和戰爭，我的人生道路便不會完整」；也因此我們看到911事件時人在美國的褚士瑩針對這個恐怖事件寫下《災難之後》一書時，除了重述災難現場、救難情況、災後美國人民的情緒與反應之外，更要以〈世界在新秩序中重新起步〉一章作結，表示911之後，「我們比起昨天，對於如何生活在恐懼之中，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重回災難現場是為逃離災難而作準備，對於還沒發生的災難預作想像又是另一種準備。日本作家木某圖一雄的漫畫《漂流教室》即是一例，書中大和小學的師生因某次巨大的能源撞擊衝破時間牆而來到人類已經滅亡的未來，於是只得為了求生而奮戰。故事直接點明人類是因為亂墾山林、濫抽地下水、濫用資源才自取滅亡，而困陷未來的主角高松翔等人，最後只有自勉要成為「命運之神安排到未來的種子」，一面在蠻荒的未來努力，一面把人類謬誤的訊息傳遞給生活在現在的人們作為警惕。在漫畫連載結束滿20年的1994年，木某圖一雄於接受訪問時表示，這部作品結合了他所害怕與關心的一切議題，包括公害問題、將會發生大地震的預言、全球沙漠化的現象等：「未來真的會是光明的嗎？. . . . . .當隱藏的現實被搬上檯面時，大家的危險意識還是會出現的，會赫然發現未來果然不一定是光明的」，可見作者期望自己像高松翔一般，成為改變未來的種子，而他所能做的，就是透過想像災難、刻劃災難，來預防災難。

在諸如《漂流教室》這類的災難書寫中雖然總是可見對人性強韌度的描寫，但相對也可見為了生存而爭鬥的場景，例如曾出現學生們搶食同伴屍首以求溫飽的情節；而《航向長夜的捕鯨船》這本標榜是《白鯨記》幕後史實的書，更盡陳極限狀態中人類彼此殘害、自私而「獸性」的一面，例如記述了船難的倖存者如何抽籤決定槍殺哪個同伴來分食的過程。值得思考的是，不論是試圖將這種「獸性」鎖定在某些「反派」角色身上的作者，或是於閱讀之際嘗試將它歸結為災難的「特殊狀態」的我們，是否都流露了想逃離人性更根本的一種災難的企圖？如果把災難中人類的彼此爭鬥殘害、甚至為了生存而分食同伴看成是「不得已」的非常狀態，似乎就可以忘記無關生死時的人類其實也經常從事著某些競爭惡鬥—也許更文明些，但不見得更高尚些。這種我們隱然知道又無法面對的，被我們歸為獸性的「人性」，或者是人類最想逃離的，更深層更根本的災難。

書籍資料：

《綠野仙蹤》，法蘭克．包姆著，莫妮卡．陳譯，小知堂出版。

《喜福會》，譚恩美著，于人瑞譯，聯合文學出版。

《傾城之戀》，張愛玲著，皇冠出版。

《討海人》，廖鴻基著，晨星出版。

《時光之翼》，秦昭華著，韓良憶譯，圓神出版。

《災難之後：人在美國看911浩劫背後的人性課題》，褚士瑩著，探索出版。

《漂流教室》，木某圖一雄著，時報出版。

《航向長夜的捕鯨船：〈白鯨記〉背後的真實故事》，拿塔尼爾．菲畢里克著，李懷德譯，馬可荸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