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經典的出路
黃宗慧
自女性主義運動與後殖民論述風起雲湧以來，西方文學經典(canon)的地位可謂日益低落；八○年代的女性主義雙巨頭吉爾伯與庫芭(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便曾在〈傳統與女性天賦〉一文中指陳喬伊斯、葉慈、勞倫斯的文本充滿對女性的仇視、不安與競爭心態，而「經典中的經典」如莎士比亞，他的作品《馴悍記》及《暴風雨》等等，也被認為流露了諸多性別/種族歧視。經典於是被認為是根據文化霸權的篩選原則所建立出來的，而挑戰單一化經典的方式則是開發引介更多弱勢作家、另編選集以收納更多被經典化的排他機制所埋沒的作品。
如果放眼台灣翻譯文學作品的取向，我們卻會發現台灣的文學翻譯書市場似乎並未受到去經典化(de-canonization)潮流太大的衝擊，經典大師的作品不但能見度極高，甚至不斷被重譯。翻譯書市場如此獨厚經典作品，似乎更印證了致力去典律化的學者所言：一旦某個作品站穩了經典的地位，就會取得毋庸置疑的神聖價值，並且在教育、出版上得到更多足以鞏固自身地位的資源，進而繼續享有經典的榮光。
然而我們也未必非要把經典在書市上的普及現象看成是一件政治不正確的壞事。去經典化的研究雖然使我們明白，經典作品的不朽性未必來自作品本身，而可能與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或市場機制等因素的幫襯息息相關，但這不表示我們因此就可以論斷，所有的經典都只是為第一世界中產階級白種男性意識形態背書的產物；更何況，嚴格說起來，談論經典的人要比閱讀經典的人多得多，經典看似被群眾簇擁，但卻並未被深入了解，許多時候人們只是引用其中一些名句來證明自己的文化消費力。因此如果今天要談推翻經典霸權，至少我們要先明白為何而推翻，要先閱讀經典作品本身，才能判斷經典作品的美學價值是否仍具有某種程度的自律性或只是意識形態的產物。
這樣來看，既然台灣的出版界鍾情翻譯西方經典文學作品，或許可行之道是在同時也出版更多經典作家/作品相關評介的翻譯，俾便引領讀者入門、進而判斷所謂的經典能否成為讀者個人心目中的經典。例如公認為經典作家，但其堂堂七冊鉅作《追憶似水年華》卻少有人能耐心讀完的普魯斯特，近期在台灣書市上就頗受青睞：既有貓頭鷹出版社的「作家與作品」系列深入淺出介紹普魯斯特其人其書，又有聯經出版的《星空中的普魯斯特》嚴肅探討《追憶似水年華》中的時間、死亡、政治、藝術觀，還有先覺出版的《擁抱似水年華》以輕鬆筆調暢談閱讀普魯斯特可以如何改變人生. . . . . .。不管是要質疑或擁抱經典，還是選擇建立自己的一套經典，如果能有這類相關譯介的出現做為讀者接觸經典之前的「暖身運動」，相信在評估取捨上就比較不會失之偏頗了。